中国青年报2月13日讯，有科学家预测，如果按现在每小时3个物种灭绝的速度，40多年后的2050年，地球上四分之一到一半的物种将会灭绝或濒临灭绝。根据计算机模拟，这一速度比生物自然灭绝的速度快1000倍，比物种形成的速度快100万倍。

第六次物种大灭绝？

两年前，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ConventiononBiologicalDiversity）执行秘书朱格拉夫就曾发出警告：人类正处在自恐龙灭绝后的第六次物种大灭绝的危急关头，而导演这一悲剧的正是人类自身。

在李欣海看来，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言论并非全然是危言耸听。

作为供职于非政府组织（NGO）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TNC）的生物学专家，他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和实践。目前，由他负责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远景规划，有一个饶有意味的名字：“蓝图”计划。

李欣海总是抓住一切机会强调，任何一种生物都有独特的价值，甚至被一些人痛斥为草原破坏者的鼠兔，也具备显著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意义。“鼠兔被大量毒杀后，以鼠兔为基本食物的动物或断了口粮，或因中毒而死掉。”他说，“每一种生物都是食物链上的一个环节，任何种群的灭绝都可能破坏生态平衡，引发一场灾难。”

一个常识是，人类不能独自存在。物种的大规模减少，直接削弱了人类的生存基础，而且还会通过食物链引发其他物种的灭绝。因此，保护所有生物及其基因和生存环境，即生物多样性的工作迫在眉睫。

1992年在巴西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一项旨在保护濒临灭绝的植物和动物，最大限度保护地球上多种多样的生物资源，以造福子孙后代的《生物多样性公约》出台，并于次年12月29日正式生效。《公约》第一次承认保护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任务”，是发展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并提出了“保护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的组成部分”及“公平合理地分享来自遗传资源的商业性利用和其他利用的利益”三大目标。

中国在大会上签署了此《公约》，成为世界上率先加入《公约》的少数国家之一。

实际上中国的形势并不容乐观。在这个庞大的国家里，由于经济的迅猛发展和人口的快速增加，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生物多样性正受到高度威胁。据了解，中国生物物种数量正以每天新增一个濒危甚至走向灭绝的速度减少，农作物栽培品种数量正以每年15％的速度递减，濒危植物物种比例高达15％~20％，濒危物种达4000~5000种。

损失是巨大的。根据《中国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十年进展》报告，仅外来物种入侵一项，每年的经济损失就高达500亿元。

200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六次缔约国会议呼吁，各缔约国应从纸上谈兵转向实际行动，加强努力、采取措施，在2010年以前停止正在以惊人速度发生的生物多样性流失。

中国作为缔约国之一，积极响应呼吁，开始采取措施降低生物多样性流失的速度。“蓝图”计划应运而生。2006年，TNC与国家环保总局等合作伙伴签订了合作备忘录，正式启动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远景规划项目。

该项目为期3年，由中国政府与TNC各出资300万美元，拟协助中国官方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数据库，规划生物多样性优先保护区域，并为其制定相应的保护策略。

现状令人堪忧

为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6条，即将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持续利用纳入国家战略和行动计划方案，中国于1994年6月正式发布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提出了7个领域的目标、26项行动方案。

十余年过去，李欣海认为，中国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上下了很大工夫，但现实存在的问题仍旧很多。

自1872年美国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自然保护区——黄石公园后，建立自然保护区逐渐成为国际上通行的一种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办法。中国也于1956年建立了第一个自然保护区——鼎湖山自然保护区，从此拉开了中国建立自然保护区的序幕。

资料显示，目前中国已建立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区2000多个，总面积达150余万平方公里，约占国土面积的15％，保护区体系初见规模。

尽管这一比例已超过12％的世界平均水平，但李欣海的同事、“蓝图”计划项目官员赵鹏提供的一份资料称，中国实际需划出33个优先保护区域，共涉及26个区省的984个县，总面积达315万平方公里，约占国土面积的33％。据此，中国目前仍存在50％的保护空缺。

“这和建立自然保护区的程序有关。”李欣海说，“我国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大都采用一种自下而上的方式，即地方提出申请、上级审批。因此，建立自然保护区与否，取决于地方是否有足够的动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第23条规定：“管理自然保护区所需经费，由自然保护区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安排。国家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管理，给予适当的资金补助。”现实中，一些地方的官员不愿投入财政到这项只有投入没有产出的“赔本买卖”中，还有一些地方借自然保护区大搞开发，假保护之名行破坏之实。种种乱相，不一而足。

赵鹏分析道，中国目前以行政区域为单位建立的自然保护区，必然也会造成一些保护空缺。“物种最丰富的地方，多在行政区划分界点的位置。这就有很多或明或暗的麻烦。”他说。

同时，一些地方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方式和理念也让李欣海有些担忧。

去年夏天，“蓝图”计划项目组成员及一些官方生物专家辗转于川、藏、青、甘等地，进行了为期20天、行程5000公里的实地考察。

在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李欣海发现了不少高约2米、密度很大的围栏，有牧民为保护自家草场而竖起的，也有自然保护区拉起的。“动物跳不过去，也钻不过去。”当地陪同者告诉他，某处的一个围栏出现了一个豁口，不少动物想钻过去，结果常有体型较大的动物被挂住。“有一位老汉，一天解救了将近30只黄羊。”

“这种方式看起来是在保护，实际上不仅阻碍了一些动物的迁徙繁殖，还会使一些动物受到伤害。”李欣海说，“不当的方式有时反而会破坏我们想要保护的。”

在西藏尼玛县，李欣海得知当地常有老人到市场上买鱼，然后在湖里放生。他对此颇为担忧：这些鱼大多是外来物种，放生到当地后，会对当地的鱼类构成威胁，破坏当地脆弱的生态系统。

考察新路海自然保护区时，他无意中将一些面包屑扔入湖水中。本来很平静的湖面，突然就游上来一群鱼。他借机对当地官员开展了知识普及，说自己不应该这样做，容易引起水中有机物增多，破坏生态平衡。“当地的人听了后感觉很诧异，说很多游客都这样，却不知道后果有这么严重。”李欣海告诉记者。

首先，我们需要一个数据库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提出的26项行动方案之首，是对中国生物多样性现状及其经济价值进行全面评估。然而据李欣海和赵鹏透露，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国仍没建立起一个标准统一的全国范围内生物多样性共享数据库。

当前，生物多样性数据并不缺乏，但因对数据的需求各异，标准并不统一，很难形成共享，并且缺少将这些数据进行综合分析的方法。此外，数据没有及时更新、精确度不够、范围小等问题，比比皆是。

李欣海并不讳言自己的担忧，因为这意味着，决策层并不了解自己国家的家底。“当要保护什么、在哪里保护，都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时，决策的科学性必然大打折扣。”他说，“因此，首要工作是建立基于全国的生物多样性数据库，利用先进的技术和工具对全国的生物多样性进行综合评估，并划分优先保护区，进行空缺分析。”

截至目前，“蓝图”计划项目组已帮助政府建立了数据库标准，政府已收集到包括5000多个物种的4万多条数据，其覆盖范围已经到了县级单位。只有当这一步工作全面完成后，一套行之有效的保护规划才可能出台。

据李欣海介绍，TNC这个成立于1951年、在国际上备受赞誉的NGO，在多年的实践中，总结出了一套注重策略和实用性，并以科学为基础的保护工作方法：自然保护系统工程，即确定保护目标、制定保护策略、采取保护行动、评估保护成效，以此甄选出最具优先保护价值和最具有代表性的陆地景观、海洋景观、生态系统以及生物物种。

这套方法已被美国官方所采纳。美国50个州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远景规划中，均有TNC的影子。“在条件成熟的地方，TNC还自己购买土地进行保护。”李欣海说。

在“蓝图”计划为期18个月的第一阶段工作中，项目组试图在长江上游的试点中验证这套方法在中国的适用性，最终“得到了一些官方部门的认可”。

目前，项目组在开展第二阶段工作，即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项目的同时，还协助四川省相关部门制定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并参与长江水利委员会编制长江流域综合规划工作。

曾有四川专家质疑TNC的这套方法。在协助四川省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时，项目组本可以直接将自己采集到的数据递交给四川有关部门使用。但为了打消四川方面专家的顾虑，项目组请当地的专家，应用TNC的方法亲自试验，“结果惊人地一致”。

“必须承认，我们有10％左右的数据是不准确的，但这可以通过逐步考察来完善。最重要的是方法。我们希望让中国的专家了解如何建立一套相对透明、在多层次多尺度下系统评价生物多样性的方法，更科学地保护生物多样性。”赵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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