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16日15时，随着一团巨大的蘑菇云在中国大西北腾空而起，中国第一颗地爆原子弹爆炸成功了，当时罗布泊沸腾了，全国沸腾了，人们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纷纷走上街头欢呼雀跃。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新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之后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今年是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50周年，谨以此文，献给为空投原子弹试验作出贡献的英雄们。

选定机型和挑选空投试验人员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爆炸成功，震惊了全世界。不过，这次试验是采用“地爆”方式进行的。为了增加试验手段，提高试验水平，确保试验安全，使用飞机投掷核武器，以“空爆”方式进行试验是十分必要的。也就是进行核爆炸试验成功后的几个月，一些外国报纸刊登文章嘲笑中国原子弹是无枪的子弹，就是说中国只有原子弹，没有运载工具。他们哪里知道，中国的空爆计划在周恩来总理、聂荣臻元帅的亲切关怀下，正在秘密地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早在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席就在北京中南海亲自主持召开了一次非同寻常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指示空军：“一旦原子弹的试制取得了结果，后面的戏自然要由你们来唱主角，你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并能随时拿出原子弹空爆试验的具体计划来。”

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国防部立即着手作空投原子弹的准备工作，并将这一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交给了空军。时任空军司令员的刘亚楼受领任务后，代表空军党委提出了“必须以最大的干劲、最高的标准、最严的要求完成试验任务”的口号。1965年春节刚过，距第一次核试验不到4个月，空军首长亲自来到航空兵某团驻地，正式传达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命令，把首次空投原子弹的任务交给了该团，并就选择哪种机型进行认真的讨论。

大家认为，选择图—16型飞机进行空投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一是从机型的性能上讲，这种机型是前苏联图波列夫设计局(Tupolev Design Bureau)设计的高亚音速双发中程轰炸机，该机是根据能对西欧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的重要军事目标进行战略轰炸的要求而设计的。性能和尺寸大致和美国的B—47、英国的“勇士”、“胜利者”和“火神”轰炸机相当。该机于1950年开始研制，1952年第一架原型机首次试飞，1955年正式交付使用。图—16采用细长流线型机身，后掠机翼，平尾和垂尾都有较大后掠角。悬臂式中单翼，双梁盒形结构。整个机翼由中央翼、左右内翼、左右外翼组成。中央翼装在机身上，与内翼在机身两侧对接。内翼可卸，平面形状呈梯形。在内翼上装发动机短舱的前、中段及主起落架。在后部的滑轨上装襟翼。外翼和内翼的构造相似。外翼翼尖可卸，后部内侧滑轨上装襟翼，外侧支架上装副翼。襟翼为后退开缝式，最大偏转角35°，沿滑轨顺气流后退。操纵系统包括硬式和混合式操纵两种。在驾驶舱内设有供正、副驾驶员使用的双重操纵系统。另外，为防止停机时风吹舵面使操纵机构磨损，装有舵面停机制动装置，并与发动机的操纵系统相关联，防止未打开舵面制动装置就起飞。图—16装有雷达照相机，观察和拍摄轰炸雷达瞄准具荧光屏上的图像。还有几种照相机分别用于昼间照相及检查投弹结果、昼间拍摄低空投弹结果和夜间照相。二是从技术人才上说，1959年1月，我国为培养空军人才，派出60多名中国空军官兵，带着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嘱托，带着亿万人民的希望来到前苏联学习飞行技术，他们学习的机型就是苏制图—16轰炸机的操作和驾驶。这种飞机在当时是很先进的，而且载重量大。

针对大家提出的方案，空军领导班子经过全面慎重的考虑，研究决定选用这型飞机担负空投任务。机型确定后，空军某部将这一机型按空投要求进行了全面的改进，直到达到空投的标准，并将这一飞机编号为50671，这样，图—16幸运地担负起了充当“原子枪”的历史使命———空投我国第一颗原子弹。

飞机选定以后，谁来担负驾驶完成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空投任务，这又是当时让空军首长最关心的问题。这次“选飞”空军决定从我国1959年1月派往苏联学习的60多名空军官兵中挑选最优秀的飞行员。经过部队的层层推选和民主选举，航空兵独立某团副团长、第一飞行员李源一和第一领航员于福海、第二飞行员刘景新、第二领航员张公祥、通信员孙兴富、射击员韩惠安6名同志成为这次空投任务的主角，他们将驾驶图—16型轰炸机进行空投原子弹的实验。

正式机组人员李源一当时36岁，于福海33岁，满怀信心地向空军首长表示：“我们有决心克服一切困难，有信心为祖国投好第一颗空爆原子弹！”

在很长的时间里，他们两人一直在一个机组，互相都知道对方的经历，一个(李源一)是在抗美援期期间轰炸大和岛的二等功臣，另一个(于福海)是全团投弹的技术尖子，他们确信自己能完成这一光荣而艰苦的任务。

周恩来告诫：核试验关系重大绝不能有丝毫马虎

从1965年2月18日，机组人员进驻鼎新机场，进行执行任务前的飞行轰炸训练。训练时少则几十天，多则几个月不能回家，几乎和家属失去了联系，他们的家人和妻子只知道去执行任务了，至于到底去干什么，谁也丝毫不知，因为训练有铁的纪律。大家长期的飞行生活，使家人和妻子养成了不问去向的习惯。每次大家出征前，他们都是默默地为其打点行装，暗暗祈祷平安归来。

训练期间，飞行的训练任务非常紧张的，开始时是空投前的训练，主要是熟悉地形地物，熟悉机场，熟悉靶场，掌握各种复杂的技术要领。后来转入挂弹模拟训练，更加紧张、艰苦。训练弹是严格按实弹要求制作的，其外形尺寸和重量都与实弹相吻合。每次核试验是用光学瞄准投弹，他们既没有什么经验可以借鉴，又没有任何资料可供查阅，而投弹精度的要求却提高了一倍。平时投普通航空炸弹，投在距靶心200米以内就可以打5分评优秀，可是投原子弹，这个标准就不行了。试验场区的靶标周围，每隔一定距离都修建和放置了诸如房屋、桥梁、火车、兵器和动物等各种各样的效应物，以检验冲击波、光辐射、放射性沾染的杀伤力、破坏力，因而要把几吨重的原子弹从1万米的高空投下来，并准确无误地投到直径只有100米大的靶标里，难度是相当大的。这项工作必须做到万无一失，否则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为了这个万无一失，大家不得不进行几十次、上百次的训练。将近3个月，大家和战友及首长们吃在机场，住在机场，那时大家心里想的是原子弹，嘴里说的是原子弹，连梦里都在投原子弹，原子弹把大家的心系在了一起。

就在大家训练期间，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时刻关注着他们的训练，周恩来总理在日理万机的工作中数次听取关于空爆训练的汇报，他曾语重心长地告诫参加实验工作的首长：“核试验关系重大，绝不能有一丝一毫的马虎，略有失误都会增加人民的负担。”“要达到‘一次试验，全面收效’的效果”。

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在各路人马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空爆原子弹的训练在有条不紊中进行。

在反复失败中得到经验

机组全体同志齐心协力，天上飞，地上练，白天投弹，夜晚总结，摸索提高投弹精度的规律。于福海计算、积累光学瞄准的各种数据，更是废寝忘食。眼看机组的同志一个个瘦了下来，但是轰炸训练成绩显示图表上，却是一条不断上升的曲线。在第一个月训练结束的最后一次飞行，他们投了3颗训练弹，其中最后一颗落在距靶心35米的地方。大家对指挥部制定的先连续3次把第一颗弹都投在300米以内，进而保证投入200米圈中，最后突击100米大关的训练目标，充满了信心。

天有不测风云。大戈壁上的季风一反惯例，提前来临，西部高空终日涌动着恶劣的气流。这些，给操纵飞机带来了很大的不便，对领航员于福海造成的困难就更是难以想象了。从万米高空看去，靶标小如硬币，飞机一遇上恶劣的气流，靶标在瞄准镜中就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忽而闪现在眼前，忽而又逃得无影无踪。

于福海俯身瞄准，眼睛不知被瞄准镜中撞了多少回，简直没有办法把瞄准镜中的十字标线稳稳地压在靶标上，哪怕只压上20秒、半分钟。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几个飞行日下来，轰炸训练成绩显示图表上的曲线折而向下，又回到了开始起步的位置。

一次轰炸训练，正好遇上剧烈的高空气流，而投出的两颗弹偏偏又构造不好，结果落在离靶心2000多米的地方，另一颗干脆找不到在何处。接着，在投掷250 公斤航弹的训练中，于福海心情紧张地按下投弹按钮，炸弹晃晃悠悠地投了出去，一报弹着点，偏离靶心690米，差点炸到了靶标外铁道兵修建的一座做效应用的桥梁。

问题在哪里呢?许多同志多日来积聚的焦躁情绪爆发了：“于福海怎么搞的，大家给他提了那么多的好建议，可他连一点点进步也没有。”“于福海技术上有问题吧?或者他头脑里有侥幸碰上好天的思想？”“该增加预备机组的训练强度了。”“不行就干脆把正式机组撤下来，用预备机组顶上去！”于福海心情十分沉重，但又非常委屈。他想，有些同志出了不少主意，可那并不是他们的亲身体会，缺少理论和实践的根据，怎么能接受?轰炸训练成绩下降，确确实实是因为高空气流难以对付，预备机组上来可能还不如我。但是像现在这样，怎么能完成任务?如果正式投弹也遇上了恶劣气流，把弹投偏了，那造成的损失就大了，自己这一辈子也就窝囊了……一时间，大家心绪不定，思想动荡，出现了一些混乱。

然而首长们及时觉察到了这一情况。

该团的副政委于复祥是个老功臣，在战争年代就荣获过“模范政治工作者”的称号，他发现问题后立刻找到李源一交换意见，两人很快统一了思想，坚定地表示不撤换正式机组，排除了内外部的压力，马上把军心稳定了下来。

当时的兰州军区空军袁学凯副司令员还亲切地把他们召集起来集体谈心。他指出：“虽然有的弹投偏了，甚至投飞了，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每次投出的第一颗弹，都比前一个飞行日投得靠靶心近，这就是进步，哪怕一次比一次近两米，也要肯定我们训练是有成绩的。”他还说：“不能把问题都集中到于福海一个人肩上。飞行员有没有问题?高度、速度、飞机的空中姿态，都保持很好了?我就发现进入轰炸航路后，标图板上的标线不稳定。机务上呢?自动驾驶仪轻度偏航的毛病解决得怎么样了?瞄准具上陀螺仪摆动的情况还有没有?其他各种工作都要从自己这方面细致地发现问题，彻底地解决问题。这就是集体的力量，我们就是要发挥集体主义精神来克服眼前的困难。”

兰州军区空军刘镇副政委亲自找于福海促膝交谈。他肯定了于福海技术上的长处和在训练中作出的巨大努力，帮助树立自信心，同时也指出于福海考虑个人得失，给自己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当时刘镇笑着批评说：“要考虑的是党和国家的大事，考虑怎样战胜困难，不能只想自己如何如何，真的投不好，也不能把你杀了，就是杀了你，也不解决什么问题!”

那段时间飞机正要做定期检查工作，空勤机组集中了几天，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实践论》等哲学著作，冷静地总结经验教训。于福海读了徐寅生《关于如何打乒乓球》的文章很受启发，很快去掉了思想包袱，增强了“闯”的信心，运用辩证法来分析投弹中遇到的种种问题。李源一根据预备机组的经验，同刘景新一块，对左右座飞行员进入轰炸航路后的驾驶动作进行了科学的分工，一个集中精力保持高度，一个集中精力保持速度，控制飞机的颠簸和摆动，保证于福海瞄准时不受干扰。就这样，大家集思广益，提出了一整套提高投弹精度的切实可行的方法，机组内部也更加团结了，以崭新的面貌和姿态投入到训练之中，大家你帮我，我帮你，在地面轰炸台上反复演练，在空中投掷训练弹时反复实践，然后坐下来作一番认真的思考，经验日益丰富，技术日益成熟，轰炸训练成绩显著提高。

正式投弹的日子越来越临近了。一天，直接指挥这次核试验的张爱萍副总参谋长从指挥部来到机组，他传达了周恩来总理和军委首长对机组的指示和亲切问候。临别时他轻松地告诉大家：“精神一定不要紧张。能投到100米以内最好，投到200米以内也行，就是投到靶标外面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过在效应方面取得的数据要少一点罢了。投到哪里算哪里，重要的是我们从中获得经验，为今后的核试验打下基础。”说来也怪，从那以后机组轰炸成绩持续地、迅速地提高，超过了以往的最好水平。训练归来，李源一常常都要感叹一番，张副总长“投到哪里算哪里”的话，有辩证法，有用兵之道!

到了4月下旬，机组信心百倍地向指挥部报告：“保证投在200米以内，力争投到100米以内。”4月28日，指挥部决定对核试验的各项准备工作做一次总的检查和考核，除了投实弹以外、一切都是按实战进行综合演习。机组驾机起飞，投掷了一颗冷爆弹 (即外形、重量与原子弹完全一样，可装的是梯恩梯炸药的模拟弹)。根据雷达测定，冷爆弹的空中爆炸点距靶心96米，达到了训练计划中所规定的目标。

通过反复训练和多次的失败，参加空投的6名机组人员经过近3月的磨合，与图—16飞机、机组人员、原子弹三者已经完全融为一体，具备了实投的一切条件。

进入5月，天气时好时坏，正式试验的日期一推再推。1965年5月13日傍晚，指挥部终于下达了14日正式投弹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