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宋史》中的“太祖本纪”、“太宗本纪”中均未提及宋太祖的遗诏之事；第二，《宋史》中的“王继恩传”则记载太祖死后，王继恩不顾皇后关于命皇子德芳入宫即位的意见，径入晋王府召赵光义（宋太宗）入宫，而赵光义稍有迟疑后方才应召入宫即位；第三，《宋史》的“太宗本纪”中有“太宗遂立”的字眼。而《辽史》的“景宗本纪”中亦有“宋主匡胤卒，其弟炅（即宋太宗）自立”的字眼；第四，宋代的某些私史稗乘，如《东都事略》虽然有太宗“奉遗诏即皇帝位”的记载，但却不见“遗诏”的具体内容。如何理解这种记载上的歧异呢？毕沅认为，前三点，亦即《宋史》、《辽史》这些“正史”中的记载是互为一致的，从不同的角度表明了一个史实，即太祖无传位于太宗的遗诏，而私史稗乘中“奉遗诏”之类的记载只是一种信手拈来的习惯性笔法，即“仍史家记事之旧例”，不足征信。毕沅在《续资治通鉴》中就是按照上述考虑处理和叙述了宋太祖、太宗的授受过程的，并专门写了下面一段影响很大的按语：“《长编》（指宋代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因《湘山野录》存烛影斧声之说，元黄溍、明宋濂、刘俨俱辨其诬。程敏政撰《宋记受终考》，其说尤详。李焘掇拾之不审，无俟再考矣。今删去杂说，只据《宋史?王继恩传》书之。盖太祖平日友爱，又受命于太后，其传位于晋王之意固已素定，然未尝明降诏旨，故晋王闻召尚有迟疑。《东都事略?太宗纪》云：癸丑，太祖崩，奉遗诏即皇帝位。此不过仍史家纪事之旧例而书之，太祖非实有遗诏也。《建隆遗事》、蔡惇《直笔》诸书，其舛误尤不足辨。今以正史考之，《辽史?景宗纪》云：‘宋主匡胤殂，其弟炅立。’以自立为文，与嗣位之词有别矣，然犹曰敌国传闻之误也。《宋史?太宗纪》：‘癸丑，太祖崩，帝遂即皇帝位。’特书曰遂，所以别于受遗诏而继统之君也。史以纪实，不可深文周内，亦无庸过为前人掩护，读正史者宜得其定论矣。”（《续资治通鉴》卷8太祖开宝九年十月甲寅条，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册，第206页）
    
    毕氏的观点很清楚：太宗即位，既非如某些依据“烛影斧声”的记载而“深文周内”的史家所推测的那样，是篡弑即位的；亦非奉太祖遗诏即位的，因为太祖“未尝明降诏旨”，“非实有遗诏也”。毕氏为史学名家，而《续资治通鉴》又是在万斯同、阎若璩、胡渭等史学大师所纂《资治通鉴后编》的基础上“稍加损益”，“重加修订”而成的。其成书过程中，又与章学诚、钱大昕、邵晋涵等“反复商讨”，刊刻时又经钱大昕“逐加校阅”，故毕氏在《续资治通鉴》中的有关宋太祖“非实有遗诏”的观点一经问世，即被视作材料论断上的权威结论而被广泛接受，影响了史学界达二三百年之久。
    
    进入本世纪40年代后，前辈史学名家如邓广铭、吴天墀诸先生，虽然对“烛影斧声”一事已有了完全不同于毕沅的看法，但在宋太祖有无传位遗诏一事上，则仍以毕氏之说为准。如邓广铭先生在40年代的一篇长文中即明确断言：“当太宗即位之初，想必正是群情危疑，众口悠悠之际，他却实在没有宣布任何一项遗命以杜众口之疑。”（《宋太祖太宗授受辩》，载《真理杂志》1944年1卷2期）近半个世纪以后，邓广铭先主在《试破宋太宗即位大赦诏书之谜》（载《历史研究》1992年1期）又进一步重申：“从《宋史》、《长编》等书中，都看不出宋太宗即位时举行过任何仪式（指宣布遗诏即位等）。”
   
    后辈知名学者的近著，如张其凡教授的《赵普评传》、《宋太宗论》，李裕民教授的《揭开烛影斧声之谜》等等亦持老一辈的观点。如张先生谓：“太祖死时无传位遗诏。马韶陈符瑞言晋王（太宗）利见之辰事，晋王亲信梦神人语晋王已即位事……都反映了晋王在为继位的合法化方面从神的方面寻找帮助。使太宗之继位有名正言顺之法令根据，则此类事岂非画蛇添足，而烦伪造也？宋后命王继恩召德芳，也反映出太祖因猝死而无遗诏。”（《历史研究》1987年2期）李先生则更为明确地指出：“赵光义（太宗）抢位之际，没顾得上临时编造遗诏，事后再说宋太祖有遗诏，不会有人相信”而对史官们来说，“要无中生有地杜撰遗诏和宣诏人，史官岂有如此胆量？据实说没有遗诏，没有宣诏人，是抢位夺权，史官更怕得罪皇上，不得已，只好不说”。所以，宋代官修史书都只能含混其辞：“《实录》、《正史》都不曾记载赵光义即位的顾命大事。”（《山西大学学报》1988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