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名著《水浒传》的上述两回文字中，“母夜叉孟州道卖人肉，武都头十字坡遇张青”一回，孙二娘设计给武松和两个公差喝了兑蒙汗药的酒，看到三人倒在地上后，笑道：“着了!由你奸似鬼，吃了老娘的洗脚水。”立即吩咐店里伙计把武松等三人扛到后屋，准备剥皮。孙二娘欢喜道：“今日得这三头行货，倒有好两日馒头卖……”伙计扛抬不动假装喝了药酒直挺挺躺在地下的武松，孙二娘在亲自动手前，说了这样一番话：“……这个鸟大汉，却也会戏弄老娘，这等肥胖，好做黄牛肉卖。那两个瘦蛮子，只好做水牛肉卖。”很显然，原著中，吃人肉的情节都是真的，决不是为了吓唬谁闹着玩的。

　　吃人肉现象，绝非只存在于文学描写中。至少可以肯定，《水浒传》故事发生的宋代，《水浒传》作者(施耐庵、罗贯中)生活的明代，以及紧接其后的清代，杀人吃肉的现象都是普遍存在的。手边有一本美籍学者郑麟来的著作《中国古代的食人——人吃人行为透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该书从历史文献中勾稽出大量人吃人的记载。作者将汉代至明代的食人行为分为惩罚不忠、惩罚敌方、为亲人复仇、泄愤、嗜人成性、获利、尽孝等类别进行叙述，每一类别下都有很多的事实证据。这其中，为了所谓尽孝道，女儿、媳妇割下自己身上的腿肉、臂肉、肝脏等部位给父母长辈配药、煮粥的事情，史书的《列女传》中比比皆是。更骇人听闻的是，在明代，朝廷中一些有势力的宦官，试图通过食用青年男子的脑髓，以恢复性能力。臭名昭著的宦官劳寀、魏忠贤，都有过这种惨绝人寰的恶行。

　　鲁迅小说《药》中，华老栓为了给儿子治肺痨，去杀害革命党人的刑场买人血馒头，这也不是文学虚构。有资料记载，1865年北京西郊的一次公开处决后，就有一些妇女为了医治丈夫的性无能问题，出高价购买人血。中日甲午战争之前，中国各地仍然有人相信，人肉中的蛋白质可以增强男性能力，食用人的心脏可以增加勇气消除胆怯。鲁迅小说《狂人日记》中说，中国历史“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这不是狂人胡话，也不是仅指封建礼教的在精神上的吃人。

　　电视剧改编者，淡化甚至去掉吃人肉的情节，或许是为了降低血腥程度，但是，这种改编显然违背了历史真实，削弱了文学名著批判现实、反思人性的力度和深度。

　　在唐人张鷟(音zhuó)在《朝野佥(音qiān)载》也有这样的记述，“武后(武则天)时，杭州临安尉薛震，好食人肉。有债主及奴诣临安，止於客舍，饮之醉，并杀之，水银和煎，并骨销尽。后又欲食其妇，妇知之，跃墙而遁，以告县令。令诘之，具得其情，申州录事奏，奉搬杖一百而死。

　　同为唐人的段成式著有《酉阳杂俎(音zǔ)》，书中也提及了“食人”：李廓在颖州，获火光贼七人。前后杀人，必食其肉。狱具，廓问食肉之故。其首言：某教於巨盗，食人肉者，夜入人家，必昏沉，或有魇(音yǎn)不寤者。

　　宋人赵与时在《宾退录》记述：本朝王继勋，孝明皇后母弟。太祖时，屡以罪贬。后以右监门卫率府副率，分司西京。残暴愈甚，强市民间子女，以备给使，小不如意，即杀而食之。太宗即位，会有诉者，暂于洛阳。又知钦州林千之，坐食人肉削籍隶海南。

　　上述“人吃人”故事在《南村辍耕录》中多有反映。食人肉描写，最著名的当在施耐庵笔下，《水浒传》第二十六回“母夜叉孟州道卖人肉，武都头十字坡遇张青”，说的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著名女士孙二娘卖“人肉包子”的事情——

　　二娘去灶上取了一笼馒头放在桌子上。武松便问她：“洒家，这馒头是人肉的，是狗肉的?”那妇人嘻嘻笑道：“客官，休要取笑。清平世界，荡荡乾坤，那里有人肉的馒头，狗肉的滋味。我家馒头积祖是黄牛的。”武松道：“我从来走江湖上，多听得人说道：大树十字坡，客人谁敢那里过?肥的切做馒头馅，瘦的却把去填河!”武松怎么想起说这话的?源于当时有人肉包子事情发生，另外还因为他在包子的肉馅中发现了阴毛样的东西，这才起了疑心。

　　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真实的“食人肉”现象并不鲜见，非一起两起。据说，隋末的诸葛昂、高瓒两个人就嗜食人肉。诸葛昂请高瓒，逮来双胞胎小孩杀掉，做成“双子宴”，一起享用;诸葛昂回请时则把自己的爱妾蒸熟给高瓒吃。

　　《新五代史·苌从简杂传》(卷47)记载，从简好食人肉，所至多潜捕民间小兒以食。许州富人有玉带，欲之而不可得，遣二卒夜入其家，杀而取之。卒夜逾垣，隐木间，见其夫妇相待如宾，二卒叹曰： “吾公欲夺其宝，而害斯人，吾必不免。”因跃出而告之，使其速以带献，遂逾垣而去，不知其所之。苌(音cháng)从简出身于屠夫世家，祖上是靠杀羊为生，难怪其残忍。

　　《新五代史·赵思绾(音wǎn)杂传》(卷53)记载，隐帝遣郭威西督诸将兵，先围守贞于河中。居数月，思绾城中食尽，杀人而食，每犒宴，杀人数百，庖宰一如羊豕。思绾取其胆以酒吞之，语其下曰：“食胆至千，则勇无敌矣!”

　　在民间，为了度饥荒，还有互相交换孩子、老婆食用的记录。

　　明末，由于饥荒严重，民间食人现象不时有发生，史书上有详细记载。《明史·五行志三》(卷35)称， “崇祯元年，陕西饥，延、巩民相聚为盗。二年，山西、陕西饥。五年，淮、扬诸府饥，流殍载道。六年，陕西、山西大饥。淮、扬洊饥，有夫妻雉经于树及投河者。盐城教官王明佐至自缢于官署。七年，京师饥，御史龚廷献绘《饥民图》以进。太原大饥，人相食。九年，南阳大饥，有母烹其女者。江西亦饥。十年，浙江大饥，父子、兄弟、夫妻相食。十二年，两畿、山东、山西、陕西、江西饥。河南大饥，人相食，卢氏、嵩、伊阳三县尤甚。”

　　但这些食人现象，不论是文学作品中孙二娘卖“人肉包子”，还是《明史》所记的“人相食”，都还不是极致。最厉害的是，把已腐烂变质的尸体从墓中盗出来食用，这也算是盗墓史上的奇闻。

　　《明史·五行志三》(卷35)在记述崇祯十三年时的饥荒情况时，有如下文字，“北畿、山东、河南、陕西、山西、浙江、三吴皆饥。自淮而北至畿南，树皮食尽，发瘗胔以食。”“瘗”，音读yì，是埋葬到地下，“胔”，音读zì，是腐烂变质的肉;已腐烂变质的人尸肉都要盗出来吃，可见当时饥荒的严重程度，这可能是中国盗墓史上的一种特例吧，是饥饿给逼出来的。

　　《南村辍耕录》引用了《卢氏杂说》的记述：唐张如为节镇，频吃人肉，及除统军到京，班中有人问曰：“闻尚书在镇好人肉，虚实。”笑曰：“人肉腥而且韧，争堪吃?”是啊，人肉怎么吃法?除了孙二娘做成包子外，据说还真很有讲究。

　　《南村辍耕录》是元人陶宗仪所撰，所记多是历史琐闻笔记，以元代为主，或是陶宗仪亲见所闻，或是摘抄前人史料，作考证辨伪，史料丰富。关于人肉的吃法，在此书卷里有过记述——

　　或使坐两缸间，外逼以火，或於铁架上生炙。或其手足，先用沸汤浇泼，却以竹帚刷去苦皮。或乘夹袋中，入巨锅活煮。或刲(音kuī，宰杀)作事件而淹之。或男子则止断其双腿，妇女则特剜其两乳，酷毒万状，不可具言。总名曰“想肉”，以为食之而使人想之也。

　　除了吃法、制作有讲究外，肉源也有上下之分：“想肉天下兵甲方殷，而淮右之军嗜食人，以小儿为上，妇女次之，男子又次之。”

　　因为人肉有等级之分，因而不同性别和年龄的人在食家眼里有不同的称呼。宋人庄绰《鸡肋编》有这样的说法：自靖康丙午岁，金狄乱华，盗贼之兵以至居民更互相食，全躯暴以为腊。登州范温，率忠义之人，泛海到钱唐。有持至行在犹争者，老瘦男子，庾词谓之饶把火。妇人少艾者，名之不美羹。小儿呼为和骨烂，又通目为两脚羊。

　　吃人肉比盗墓更违人伦，所以陶宗仪大发感慨，奉劝人类要善爱自身——“嗟夫!食人之肉，人亦食其肉。此兵革间之流惨耳。君子所不愿闻者，其薛震辈，当天下宴安之日，而又身为显宦，岂无珍羞美膳，足以厌其口腹?顾乃喜啖人肉，是虽人类而无人性者矣。终至於诛斩鼠逐而后已，天之报施，不亦宜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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