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时健的励志故事，王石哀牢山再访褚时健

“好久没见了。”不久前，在山脚下小饭馆，据说是村子里最“豪华高档”的饭馆里等待王石时，褚时健对身边的人说。待王石下车，褚时健拖着不方便的腿走到饭馆门口，两人便紧紧握手。你不能指望两位分别是87岁和63岁的人见面有什么煽情的场面，因为两人都很平静，仿佛昨天才见过，但是，知晓两人交往过程的人还是觉得很动情。“您记错了，我上次来是11年前，不是7年前。”王石说，褚时健保持一贯的恒定表情，定神想了几秒，云南话字正腔圆：“嗯，是呢是呢。是11年前，那个时候我刚开始种橙子嘛。”王石称想务农，褚时健当他是开玩笑隔了11年光阴的橙园完全是两个样子，王石记得那个时候所有的橙苗只有半米高，要3年后才开始挂果；而现在漫山遍野一人高的橙树在4月的艳阳天下已经开始结上今年的果子，远远的另一山头，是褚时健新承包下来的两千多亩土地，另一片橙园。“你看，这些枝条是要剪掉的。”褚时健抓着一条茂密的枝条对王石说。“都结果还要剪吗？”王石不明白。“要剪呢。我啊，种橙这么多年，翻了多少书问了多少人，总结出一条，要保果先要保花，要保花呢，必须先要保叶。把它们剪掉，就是为了保护好整棵树的叶。”褚时健很认真。而王石的注意力放在地里到处拖着的软软的水管上，“褚厂长，您是采取滴灌技术吧？”王石问褚时健。褚时健从橙子树下走出来，“这个技术么，价钱是高点，但我们这里太阳太大，喷灌不行。”两人已经陷到农业技术问题的探讨里去了，旁边记者们呼啦啦拍照，也没能影响两人对橙树和土地的关注。“王石你怎么对农业好像也很了解？”探讨了半天，褚时健终于有点疑问了。王石乐了：“受您感召，我也准备以后从事农业了。”褚时健笑笑，显然认为自己听了一句玩笑话。王石并没有开玩笑，他的确计划未来到戈壁上种庄稼。这并非浪漫的冲动，他的想法是，戈壁上种庄稼最根本是解决土地沙化的问题，这个课题对中国农业至关重要。王石们“身份的焦虑”王石愿意称呼褚时健为“褚厂长”，而不愿随大流称其为“褚老”。褚时健从手握利润300亿的企业到成为负债的“保外就医”服刑人员，跌到人生低点且年过古稀时再创业而获得成功，绝地反弹，是一种和生命、和自己较劲的力量。王石被打动的，正在于此，所以和褚时健才如此惺惺相惜。从另一层面，王石与褚时健的默契更在于两代中国企业家对自我身份的寻求。中华工商阶层从晚清的盛宣怀、张謇等实业家到民国时期荣氏一家为代表的商人集团，时间走到1949-1956年间时，这个阶层出现了断层，直到1978年民营经济开始恢复，1984年之后企业家开始有群体的力量。王石这一代企业家似乎是断代后的重新开始，因此，对身份的“寻根”一直是他的心头之问。这份疑问来自企业家群体如何参与社会事务、拥有怎样的社会发言权，如何定位这个业已形成阶层的群体？特别是当这个社会的骨子里依然是“无商不奸”的鄙夷、企业家们不断要接受道德的质疑、与政府关系的远或近难以把握……“断代”带来的茫然让王石们陷入“身份的焦虑”（吴晓波语）。当褚时健重新回到公众视野，“断代”的茫然找到了些许出路。回顾褚时健的工商之路，他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已经在云南小县城经营糖厂，且效益不错。1979年之后，褚时健开始执掌玉溪烟厂。尽管烟草行业有国家专卖这一特殊性，但褚时健走的是典型的市场化道路，所以才使得这一地方小厂脱颖而出，成就当时烟草霸业。褚时健和同类一群人实际上在中华工商阶层出现“断代”之时，以微小之力拾起了这个阶层的传承，尽管在特殊政治环境下，这种传承并不显现，但毕竟存在。王石再次拜访褚时健，有重聚的意义，也有再一次思考企业家身份的意义。这几年他不断提出“企业家精神”，其实质内涵意义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此次云南再访褚氏，料想应该有新的回答。“我想做一些抢救性的工作。万科有一个企业案例中心，和北大光华也有联系，我希望把褚厂长这些年商业的经验整理成案例留下来。”王石对褚时健和他的家人说。褚时健点点头，很淡然：“只要你来把关，我完全信任你。”81岁的褚夫人马静芬活泼一些：“王石你还相信大学的教授啊？”共宿哀牢山，临别赠照片夜晚来临，山上的橙园一下就变得无边的黑。褚时健觉得自己山上的房子条件不够好，想安排王石和随行的人到山下的镇上宾馆去住。但他又说：“王石在山上住住也行的，我今晚也在山上。”于是那晚，随行的人差不多都到镇上住了宾馆。王石和褚时健夫妇一起留在了山上褚家的房子里。褚时健从里屋拿出一个大信封递给王石：“你什么也不缺，想来想去就送你这个吧，留个纪念。”王石打开信封，里面滑出两张照片，7寸左右，一看就是刚刚冲印出来的。照片上是褚时健和夫人在橙园里站立着的合影，两人站得笔直，一点不像两个年逾八十的老人。王石仔细看了看照片，又慢慢把它们重新装回信封。“王石的确是个好人。”每当身边的人说在褚橙大卖、媒体关于他的各种报道开始出现时，褚时健总会拿着报纸偶尔会不经意地说上一句。其实报纸上写的不是他和王石，但大家都明白他什么意思。惺惺相惜褚时健1979年10月，褚时健任玉溪卷烟厂厂长，在随后的将近20年时间里，他带领的企业在市场上打败英美烟草等国际企业，成就“中国烟草大王”的威名。1997年的锒铛入狱，让所有人都认为，褚时健一生的风光也好，折堕也罢，都结束在这一年了。但2002年，褚时健保外就医出狱，2003年就开始在哀牢山区种橙，人生竟又重新开出新枝。在2003年，褚时健还是一个失落者、被打倒者。而就在那年登上珠穆朗玛峰的王石，带着裤腿上的泥点子上哀牢山看望了他，算得上第一批去看望褚时健的企业家。那个时候的橙园刚刚起步，王石在往山上走的时候，褚时健正蹲在山路边和修理水管的工人讲价：“80太贵，60吧？”这句话和褚时健身上发灰的白色大汗衫让当年的王石不胜唏嘘。最让王石印象深的是褚时健对自己境遇的一句带过：“改革嘛，总要付出代价。”王石的那次拜访在企业界和媒体圈影响甚大，王石对褚时健最准确的评价：“跌到最低点的反弹力”成为这之后十来年国内媒体报道褚时健的主调，也是褚橙上市后成为“励志橙”的品牌根基。菜很简单，一盘煮包谷、一碗煮小瓜、一盘咸鸭蛋、一盘青椒洋芋丝、一盘炸酥肉，桌子上没有酒，只有一包烟。

王石女友田朴珺博客讲述哀牢山之行老人的最大心愿：种好橙子，活着因为好奇，我问了褚时健先生一个问题，“褚老，您最快乐是什么时候？最艰难是什么时候？”老先生的答案是：“别人认为我最快乐的时候，我不快乐。”孩子高考时要吃“励志橙”两个月前，在云南哀牢山嘎洒镇，我见到了传说中的褚时健先生。他穿着泛黄的圆领衫，领子都洗卷了，黑色的裤子松松垮垮，站在村口的小饭馆等我们吃饭。听说我们要来，他上午十点多就在这里，等了我们两个多小时。“不敢想象”的事情成了现实，10年后一橙难求。“烟草大王”变身“橙子大王”。再加上之前太多的人生故事，“禇时健”三个字又有了其他意义。褚橙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入口的水果，我听说，有的孩子参加大考时都要吃一个褚橙，吃“励志橙”居然成为新习俗。当被问到什么时候最快乐时，他说，“现在我觉得还差不多。我没有专利保护，每年赚五六千万，规模在不断扩大。这12年，最主要的是种果子，每年看到果子长，慢慢长大了又过去一年，到2007年把债都还清了，才感觉这事算成功了，人才轻松了。”对，卖橙子一年能赚五六千万。当他阐述什么是快乐的那一刻，我想起了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想想当时的情景，再看今天褚橙在全国的荣誉，正是印证了巴顿将军的那句话，“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准，不是看这个人站在顶峰的时候，而是看这个人从顶峰跌到低谷时的反弹力。”为20块钱都要讨价还价我在想，这个老人当时种的是橙子，如果当年他选择做米线，也许会成为“米线大王”。我问褚老，“到目前为止您觉得自己最大的成就是什么？”他说，“在做实际的事情时，没有把事情做好的，还很难找出来。”他中学时为赚学费酿过酒，后来参加过游击队，当过地方官员，管理过糖厂、烟厂，现在又种橙子，在这些看起来完全不同的领域里做事情，他的态度始终如一。他说，“事情做好了，乐趣就在里面，不管大事小事，事情做不好，心不安，晚上睡不着觉，脾气不好，一点事都挂不住。”朋友跟我说，2003年他去看过褚老，当时储老正为了修水泵跟别人砍价，要价80，他只想出价60，两人争了几个来回。朋友当时差点落泪，一个为国家纳税近千亿企业的老板，此时为20块钱讨价还价。现在三四天才抽一包烟种橙子其实不简单，刚开始，他找来的农民受不了这份苦，干两天就走了。没有人手，一对年龄加起来超过140岁的老夫妇只能自己来，索性就住在田里，搭个棚子睡，抬头就能看到天。现在，雨多的时候，橙子还是常掉，夫人很心疼，褚老哄老伴说，“别怕别怕，咱们可以涨价嘛！”说完，在场的人都笑了。现在的褚老，烟抽得少了，从一天三四包，到三四天一包。不过，他抽烟的姿势很特别，大拇指和食指握着烟。他低头抽烟的样子，让人心里五味杂陈。临走时，我问褚老，“您现在最大的心愿是什么？”他想了想说，“种好橙子，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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