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苏联国家游荡的这些年，我认识了很多家庭。其中一大部分是相似的：英雄的母亲，和几乎不存在的父亲。

鲁夏的父母结婚的时候，苏联步入了尾声。1987年，父亲经亲戚介绍认识了母亲，几番通信之后从南俄小村庄来到莫斯科，成了管道工。这似乎是一场门当户对的婚姻：双方家庭知根知底，都出自南俄的农民传统，服从父母的安排。两人的儿子很快出生了。

二十多年后，鲁夏回忆和父亲共度的七年，表现得云淡风轻。有什么好说的呢？他有普通父亲的一面：和妻子、儿子及岳父母住在一起，周末一起逛街、去公园；但即使在共处的时光里，他也始终不在场。“他从来没有什么兴趣。我就是知道。就算陪我玩也是神游别处。”

时间卷走了生活的细节，但最深刻的印记仍在。在家里，父母一刻不停地争吵，从做家务吵到补贴家用的数额，从和岳父母的关系争到父亲下班后都去了哪里。鲁夏出生后不久，他开始偶尔夜不归宿，妻子很快发现他找了其他女人，还不止一个，从女同事到性工作者不一而足。她流泪痛斥丈夫，他恳求原谅，然后再犯，如此无限循环。情急之下，父亲往往抛出一句：你们都迫害我，我是受害者！

他作为入赘女婿，有吃有住，一毛不拔。逼得急了，就买回一包过期面包甩到家人脸上。鲁夏在小区里玩得不想回家，他二话不说，劈头盖脸先揍一顿。妻子质问，他也挥拳相向。用武力制服是他的习惯，他与“教育”二字毫无关系，和“亲情”也天生相斥，终于在1994年儿子七岁时离开了家。

我在乌克兰的朋友塔尼亚也有一个类似的父亲。2000年父母离婚后，原籍俄罗斯的父亲离开敖德萨，从此了无音讯。“我不知道他在哪里，在干什么。说不定他已经死了呢？”她面无表情地说。而基辅的萨沙的父亲，因为酗酒成性，五十岁时就去世了。这些工薪家庭无一例外由母亲和外祖母支撑着，艰难地走过了苏联解体后的混乱、2000年代的政治动荡、乌克兰战争和近年俄罗斯的经济危机。

前苏联国家民众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以俄罗斯为例，离婚率高达百分之五十四，百分之三十的婚姻熬不过三年。离婚三年后，还和孩子保持联系的父亲只有百分之十五不到。俄罗斯的单身母亲遍布各个阶层，从无业少女到公司高管。让父亲掏出抚养费是难上加难。

△俄罗斯帝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和儿子

有些人将此归咎为苏联体制对传统社会秩序的冲击。沙皇时代的俄罗斯是典型的父权社会。男人作为一家之主，对家人和财产拥有绝对权力，和神圣教会－沙皇保持一致。这就是俄罗斯式的三纲五常，帝国的稳定系于其上。

布尔什维克的到来以集权国家取代了传统家长制。沙皇和教会被摧毁，父权让位于党。社会主义不仅在经济领域发起革命，还要占领私人生活。只有制造出“新人”，共产主义理想才能最终实现。新政权宣布男女平等。为了鼓励女性走向职场，当局调低男职工的工资，敦促男女共同养家，还设立了公共托儿所和食堂，希望将女性彻底从日常家务中解放出来。

未曾想，这一进步运动让男人们找不到方向，对苏联乃至后苏联家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旧时代男性权威的稳固在于他们支配私人财产，而且往往是家中唯一的经济来源。传统决定了他们的外向性，家中内务完全由女人处理，男人介入是不成体统的。苏联居然粉碎了他们的优越地位：一切收归国有，男人与女人同工同酬。在西方国家，妇女走向职场后，男女更加平等地参与育儿工作。而在经济上被弱化的苏联男人，仍然试图在家里建立威权。在公共领域，他们必须服从组织安排；在私人领域，他们要求妻儿服从自己。和女人一样参与内务？他们做不到。

但他们已经不是家人链接社会的唯一纽带，妻子即使没有他们也能独立生活。苏联法律规定了儿童福利、母亲的权利与义务，对父亲的居然只字不提。直到1980年代改革时，才出现了父亲产假和离婚后履行抚养义务的规定。

△布尔什维克的海报

父亲的角色被国家代替了。他们总是有伟大的任务，要肃清白军，要挺过几十次大清洗，还没来得及喘息又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线。战争中全苏损失军民2700万人，近一半男性灰飞烟灭。他们的缺席使母亲们愈加坚不可摧。大批无人照料的儿童，则在国家开设的六千个孤儿院里长大。战后，男人们发现他们在家中从未如此边缘化。旧体系被摧毁，新的权利与义务又是一片空白。与妻儿的情感隔膜仍在，作为丈夫和父亲的经济意义也被压制。这一切逐渐将男性从家庭中排除出去。

在世界各地，或许孩子和母亲都要更亲近，不足为奇。但在俄罗斯，几个世纪以来的文学，艺术和民俗都显示了母亲的地位非同寻常。俄罗斯母亲随时准备为子女做出任何牺牲，为保护他们忍受无尽的艰难困苦，因此坚强高尚无人可比。社会学家们认为在整个苏联时期，女性是事实上的一家之主，她们能同时满足家庭在财务和内务两方面的需求。矛盾的是，她们同时也是“被侮辱被损害的人”。

比起“父亲”一词，鲁夏更愿意直呼他“安德烈”。父亲当时在想什么？他真正的生活在何处？这些都让我好奇，但鲁夏说无关紧要。过了这么多年，探讨他的动机没有任何意义。“是我妈把我养大，教育我成人。至于他，只是无关的陌生人。” 始终支持着母亲的是他外婆。因为酒精，外公也在十几年前去世，两个女人承担了一切。学界甚至认为，母亲－外婆组合是前苏联地区最经典的家庭模式。

偶尔，悬而未决的过去还是困扰着他，催促他找到解答。2013年，从未谋面的堂妹在社交网络上找到鲁夏，他才知道父亲一直在家乡小村生活，已经再婚，但没有其他孩子。他没有和父亲联系过。“不管怎么样我都不想和他说话。” 鄙视战胜了好奇心，“也许将来我会到村子里去，和他心平气和地对话，弄明白这一切的逻辑。但要忘记他的所作所为太难了。”

△普京签署备受争议的有关家暴的法案

苏联解体了。国家保障从私人生活退却，但没有给家庭带来巨变。历经了短暂的西式民主潮流，新斯拉夫主义逐渐上升。普京的布局使人联想到帝国时代。和当年的沙皇一般，他宣称要守护俄罗斯的民族传统，与东正教会非常亲密。教会大力推崇传统的家庭观：男人是一家之主，拥有绝对权力。家庭是神圣的，哪怕天塌下来，外人也不得干涉家务事。2017年，普京签署法律修正案：只要家暴中配偶或孩子骨头没打断，而且一年不超过一次，仅仅关押15天。此前，最多可以判刑两年。消息一出，引发妇女权益机构的激烈抗议。他们甚至估计，每四十分钟就有一位俄罗斯妇女死于家暴。但教会家庭事务委员会说，国家应该干预家务事这个观念，是西方企图强加给俄罗斯的。《共青团真理报》甚至发过一篇故作幽默的文章说，“被打的女人应该骄傲……她们有独特的优势，容易生儿子！”

从家庭到国家层面，并非人人都对手握威权的男人俯首帖耳，无论是对丈夫、父亲，还是大家长普京。年轻男女们站了出来。2月，有三十万人联署反对法律修正案；3月，上百城市发生反腐败大游行，大喊“普京下台！普京是小偷！”游行队伍中，绝大多数是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在长辈眼里，扰乱稳定的行为不值得鼓励，而且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人能撼动普京的权力”，他们对我说。但年轻人决定不走父辈的老路。他们是互联网的一代，没人能阻止他们自由地吸收知识、批判性地思辨，形成独立的意见。他们中有些人出生时，普京就是总统了，现在他们上中学了依然如此。这和他们心目中的图景脱节。即使暂时没有路，他们也相信能创造出路。

△电影《回归》剧照

电影大师萨金塞夫以《回归》讲述了现代俄罗斯的父权困境。缺席十二年后，父亲突然回到家里，要带两个小男孩去荒岛钓鱼。他的过去是一个谜，没人知道他为什么离家，去了哪里，往后的打算是什么。两个孩子对他充满了复杂的情绪，既排斥又好奇，既渴望亲近又充满不信任。这个深不可测的人可能会永远改变他们的生活。他时而暴躁易怒，孩子不服从的时候随手即是一巴掌；时而又充满温情，教他们钓鱼，滋润了他们渴望父爱的心。在反复的拉锯中，怀疑最终占了上风。孩子们怀疑父亲其实是想杀了他们，拼命想要逃脱，父亲试图挽回的时候意外身亡。

无论究竟所指为何，这个故事精确勾勒了父与子、君与臣之间的张力——他们或许永远不可能基于平等与理性和平共处，反而是在神秘、猜疑中点缀着些许甜蜜恩赐，最终往往在暴力中崩溃。结尾，哥哥冷静地把父亲的遗体推入大海，独立发动了汽车带着弟弟踏上归途。哥哥接替了父亲，成为了新的父亲；“回归”与其说是指父亲的出现，或许不如说是这一循环的完成。

这样的结局没有丝毫光明的意味吗？哥哥会让这样的悲剧重演，还是与父辈彻底决裂呢？正打算结婚生子的鲁夏说，他完全不懂怎么和小孩子相处，但有一点是明确的：绝对不要做他父亲那样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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