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日本人企图强占我钓鱼岛，美国人在背后支持着，菲律宾等国乐观其成。康狄节选了数年前翻译的《活者回家：巴丹死亡行军亲历记》一书中的章节，看看日本人是怎么对待当年的菲律宾平民和美军战俘的。
在执行下一个任务之前，我们到目标村落的时间稍早了一点。大家开始慢慢向那个小村靠拢，在村外，我们远远地听到了步枪开火的声音，还有妇女惊恐的尖叫。我们飞快地在一道可以俯视整个村庄山脊上隐蔽了起来。
我被眼前的一幕吓呆了：村子里，每个小屋的支撑柱上都绑着一个菲律宾妇女，她们的衣服被撕成一条一条的，所剩无几。不难想象，在不久前这些妇女遭受了怎样的凌辱。更恐怖的事情发生了，日本兵把什么东西塞进了妇女的阴道里。妇女们哭泣着，尖叫着，祈求有人来阻止这群禽兽的暴行。但那些日本兵只是放肆地大笑，而且笑的越来越厉害了。我想，他们一定从这场残酷恐怖的游戏中得到了莫大的快感。
一些日本兵开始玩弄那些妇女的乳房，另一些则拿着灌满沙子和砾石的竹竿抽打着这些可怜的妇女。如果一个人在挥舞这种武器的时候用了足够大的力气，他就可以毫不费力地撕开人身体的任何部位。竹竿很快被抽裂了，破碎的竹竿轻而易举地撕开了妇女的皮肤，鲜血从妇女们身上像喷泉一样喷溅出来。日本兵的哄笑和妇女们的惨叫，混合成了世界上最恐怖的音响。
这种针对无辜受害者的野蛮残忍的暴行已经超出了我的承受能力。我正要转过脸去，更恐怖的事情发生了。一些日本兵点着了从那些妇女阴道里伸出来的导火索。不到20秒，我听到了爆炸声。上帝，这是多么可怕的景象啊！炸弹把那些妇女炸得四分五裂，把棚屋炸成了一堆瓦砾。在烟雾中，孩子们一边尖叫，一边对着他们的母亲大哭。另外五六十个村民被日本人逼着“欣赏”了这次行刑。刚从隐蔽处跑出来的日本兵却在一边欣赏着这种兽行，一边不停的哄笑。
我很怀疑眼前发生的事情是不是真的，不停的颤抖和呕吐。我对这种暴行感到无比的愤怒，但又没有办法去阻止它；这种心理真的很难描述出来。我感到热血冲向脑门，我打开冲锋枪的保险，想和这群畜牲拼了。就在我即将跃出的一刹那，瑞利一把拖住我，说道：“你疯啦！我们只有5个人，下面少说也有40个鬼子，别去送死！你没看到下面还有那么多老百姓，他们怎么办？”瑞利说得对，贸然行动无异自寻死路，虽然我们的冲锋枪在近战中有有优势，但是小日本枪法不赖，很可能我们还没有冲到村里，就在路上当了活靶子。
这时，耳边传来日本翻译凶神恶煞的声音，音调很高：“这就是对你们不回答问题的惩罚，只是一个小小的教训。如果你们下次再拒不交代游击队在你们村子附近的活动情况，我们就一个不留地杀光你们。”接着，日本兵跳上卡车扬长而去。
在确信日本人已经离开村子很远后，我们进村，照料那些刚刚经历过大屠杀，惊魂未定的村民。日本人摧毁了村里一半的房屋，街道上落满了瓦砾和碎片。我们帮受伤的村民处理伤口，把活着的村民聚在一起，安抚他们。我们试图把断肢残骸清除干净。太可怕了！小村的街道简直就是地狱，到处都是喷溅状的血迹，大大小小的人体碎块，残缺不全的胳膊、腿和躯干、内脏四处可见。
那些还能自己走路的人，走起来显得非常的艰难。他们大都身上有伤，我们给他们的伤口做了缝合手术，只要有需要，我们就给他们绑上应急止血带。我们在村里找出一辆卡车，幸好司机没有受伤，我们把受伤最重的人抬到卡车的后车厢里，让司机赶快送他们去附近城镇，找医院和医生治疗。
我们手忙脚乱地完成了这些缝合手术，开始指挥还可以参加劳动的青壮年男性清理废墟，他们计划重建那些被毁掉的木屋。不久，天已经黑了，村里的人很感谢我们，坚持让我们留在这儿吃晚饭和过夜。我们很少在晚上行军，所以就接受了他们的好意。
我们决定留下来过夜，很大程度上是希望这里的人们不会因为日本人的暴行而怨恨我们。但不幸地是，我们错了，大多数人的确是理解我们的，但那天下午被炸死的一个妇女的儿子则不同。他不停地对我们大吼，说是我们害死了他的母亲，要我们为他母亲的死负责。我们没有介意，因为他还不到10岁。
瑞利给我们制订一条规章：如果决定在当地村庄宿营，队伍就一定要分散开。队伍中的每一个成员最好睡在不同住户的屋子里。这种分开住的目的是：万一碰上敌人，不至于全军覆没。那天晚上，他们安排我住到了这个小村外围的一个木屋里。那个时候，我们都不需要毯子、枕头，大家都和衣而眠，这样便于转移和行动。
那天晚上，我没有像惯常那样很快的入睡，而是很清醒的躺在那儿，辗转反侧，难以入梦，白天目睹的那可怕的一幕老是浮现在我眼前。我猜自己大约一点的时候才迷迷糊糊地睡着。
五点半的时候，大腿上传来的剧痛弄醒了我。事实上，在半梦半醒之间，我还摸了一下那伤口，发现那儿有一股温热的液体流了出来。于是我彻底醒了，睁开眼睛，随即看到一个日本兵站在我身边，他正要把刺刀从我的腿里拔出来。那就是我刚刚感受到的，也是带给我最初的疼痛感的原因。他对我大叫，我以为他的意思是叫我站起来，我挣扎着想站起来，又发现自己完全错了，他使劲地踹我的胸部和我腿上的伤口，我倒下了。他的叫声打破了小村的宁静，我故意大声惨叫希望能惊醒其他睡着的伙伴，让他们能够逃脱。
他突然不叫了，转过身面对着其他日本兵，给他们看沾满血的刺刀，那上面是我的血。然后他们都开始哈哈大笑，笑得很难听，听起来就像野驴在叫春。我再度尝试着站起来，这是在巴丹死亡行军和奥唐奈集中营里获得的教训，——日本人喜欢欺负看起来虚弱的美国兵。那个日本兵又对我的胸部猛踢了几脚，我又倒下了。村子很小，其他同伴应该听到我的叫声，只要日本人没有把整个村子包围，他们还是能从容走脱的，于是我不再叫喊。
我再次试着想爬起来，这时，我意识到，想依靠自己站起来，已经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了。菲律宾房主是个好心人，他不顾危险跑过来，把我扶起来，他在我耳边低语：“是那个男孩告的密，日本人给了他1袋米。”我知道那男孩儿是谁，而且，我也不会怪他。我知道，他在情绪上已经崩溃了。他眼睁睁地看着日本人折磨，殴打，侮辱，最后杀害了他的母亲，这对大部分成年人来说已经是难以承受的了，何况他只是一个小孩子呢。当时，我没有再往深处去想自己被俘的原因，而是集中精力，开始琢磨怎样才能最好的应付现在的局面，因为这才是眼下最紧要的。
那个日本兵又开始踢我腿上的伤口，这种疼痛是十分可怕的，但我咬住了嘴唇，不让他们从我可能发出的呻吟、哭泣或是惨叫中得到满足。这次我没有倒下，靠着自己的双腿坚定地站着，尽可能笔直地站着，忍着痛毕恭毕敬地向这支日本搜捕队敬了军礼。
我拼命回忆瑞利跟我讲过的应急措施，还有战友们叮嘱过的简单要领。假如被俘，要表现出对对方军队的尊敬，说出自己的名字，军阶和入伍编号，告诉他们自己因为丢了装备，或者队伍被日军打散，躲进丛林已经好几个月了，因为没有吃的，所以跑出丛林找些吃的。日本人有可能相信，因为这种情况很多，温赖特将军在5月份才下令菲律宾全境美军投降，更增加了可信度。日本人有可能相信，我们只是和自己的单位失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