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12日的汶川大地震，36岁的中学教师范美忠从距离震中15公里的教室中抛下学生夺命而出，却又亲手把自己送进了一场震动全国的舆论风暴。在震后10天的一篇文章中，他说自己不是先人后己勇于牺牲自我的人，哪怕母亲也不会管，「因为成年人我抱不动，间不容发之际逃出一个是一个。」
铺天盖地的谩骂声接踵而至，集合了懦弱、无耻、缺乏责任心等评判的「范跑跑」一词广为流传，成为他此生难以揭除的标签。
然而，这一夹杂着愤怒情绪的刺耳代号，却远不足以呈现出这个千夫所指者的真实面目。在熟悉的人眼中，他是一个令旁人生羡却不敢效仿的精神裸奔者，逃离毫无归属感的故乡，考入最高学府，却又对之满心失望，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四处游荡。孤独、绝望、愤怒、狂傲、虚无、分裂成为他的人生基调，他的身上，交织着中国社会文化的种种冲突悖论。
现实中存在一类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者，他们身段灵活柔软，在现实夹缝中游走自如，为实现胸中理想常做出适度妥协。范美忠对之心生佩服，却从不愿效仿。幼年时，他日复一日用拳头击打自家墙壁，这一场景恰是他个人，乃至以他为代表的一类人命运轨迹的映射——个人欲求与坚硬现实持续冲撞，纵然疼痛，也不停歇。
震灾过后，那篇有意挑衅大众伦常认知的文章将他与外部世界的格格不入推向顶点。道德审判的狂欢之后，看客纷纷离场，他本人的精神余震却一直持续，至今已是7年。他将自己多年的精神困局形容为一个蛋壳，自己努力挣脱而不得，「范跑跑」事件却像是一把锤子，从外部将蛋壳狠狠击破。
锤子力道凶猛，砸碎了蛋壳，也砸伤了他自己。汶川地震7年之后，《智族GQ》记者贴身采访范美忠，探寻其漫长艰险的精神重建历程。在此过程中，他抛弃了曾经的精神教父鲁迅，尝试皈依基督教却以失败告终，随后投向了曾经怀疑拒斥的中国传统文化，成为庄子的信徒。从鲁迅到庄子，这一精神源头的颠覆是否如其本人所言业已实现，目前做出判断还为时过早，但其变化过程却摆出一道横亘在旁观者面前的命题：置身于纷繁复杂遍布困扰的世事之中，每一个向往精神自由的个体，究竟该以何种方式面对自己的内心。
撰文｜何瑫 黄周颖
《裸奔者范美忠》
布道
往返于成渝两地间的火车每天从四川省隆昌县金鹅镇瓜子岩村旁驶过，隆隆的汽笛声让村民们烦躁不安，却又是他们的精神寄托之一：对于这个偏居川南的破旧村落而言，铁路负载着数辈人对繁华富裕的想象，以及改变命运的可能。但村中第一个考入北京大学的孩子在成年之前，却从未获得机会借此打探外面的世界。1980年代中期，这个戴着1000度近视眼镜的瘦弱男孩，为自己制订的首要任务不是应对初中课业，而是日复一日用拳头疯狂击打自家泥土砌成的墙壁。三年过后，他的心愿达成，练出一身紧实肌肉，足以对抗父亲及四个兄长的殴打辱骂。
「青春期那种对父亲的彻底反叛，是我特别成功的一点。后来那么多人骂我，却完全击不垮我，为什么？因为这种经历让我十几岁就完成了人格的独立。」如今，43岁的中学教师范美忠回忆起儿时与父亲的冲突，将其视为个人性格的源起。家庭气氛的暴戾贫苦令他心生绝望，北大历史系录取通知书的到来被村民们视作光宗耀祖，在他眼中，却获取了一种逃离压制的解脱感。
自1992年离开隆昌，二十多年间几经辗转，范美忠如今的落脚地，离故乡不过二百公里。2015年2月的一个清晨，我在成都文殊坊的一家茶馆里见到他。他被围坐在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中间，与他们进行有关文学、历史、哲学的无主题自由讨论。这是为期一周的公益课程的其中一天，八个小时的讨论，他的回报是三四百元的象征性酬劳。
村邻眼中，没有比考入北大这样的学校更加美妙的改变命运的机遇。然而，1997年毕业至今，范美忠从未像这所中国最高学府的大多数毕业生那样，获取超过平均水准的社会地位和物质财富。但他却毫不在意，甚至从未对此产生兴趣。
牛仔裤松松垮垮，裤脚早已磨破。黑色羽绒服的下沿露出来了白衬衣的一角，另一角却藏在里面。十几个人中，范美忠是穿着最随意的一个。为了保证秩序，讨论引入了罗伯特议事法则：每人有两分钟时间提问，范美忠则有五分钟时间回答，一旦到时，必须停止，除非下一个人放弃提问。多次超时后，范美忠表达了反对。「这套规则是非常好的，但是用于开会，我们是讨论问题，并不完全适用。」
主持人表示，既已如此规定，就要执行下去。他再无异议，却加快了语速，陌生的人名和术语越来越密集地出现。他飞快地转动手中的纸杯，杯口已被捏扁。一脸茫然的面孔越来越多，但不在他的视线范围之内——他的眼神始终投往一个固定的方向，前方并不是某个提问者，而是人群外的一块地板。
正如范美忠曾在不同场合反复表达的那样，他在我面前多次评价自己为「中国最好的文科老师」。中午12点，讨论结束，我们走在去饭馆的路上，聊起了曾被他视为精神教父的鲁迅。「北大钱理群对鲁迅的研究根本比不上我。我花了五年做到了中国鲁迅研究第一人。」
然而，即使是他看来最理解他的朋友，也对他的这番自我判断持有保留意见。成都同辉国际学校校长李勇对我说，范美忠更像是一个不由分说的布道家，需要的只是一群听众：「美忠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好老师。他更多考虑的是把我想说的尽可能说出去。可是好的老师要照顾受众的心理，他想听什么，他能听懂什么，他需要听什么？美忠是不考虑的。」
类似的评价，范美忠心知肚明，却不为所动。每接一届学生，他首先要做的是「在学生目瞪口呆之时对他们进行知识轰炸」。他也从不掩饰对大部分老师在智力和道德两方面的优越感。他曾在《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公开撰文：「我对那些要我注意教学方法的劝告不屑一顾：你们这些老师懂什么？连《史记》都没看过也跟我谈历史！你们那点儿可怜的知识和僵化的头脑再有教学方法也没用！」
在他的眼中，大部分老师是充当应试教育的帮凶，向学生们传递无用甚至有害的伪知识。为与他们划清界限，这个自视「中国最好的文科老师」的人，至今没有教师资格证。「参加这种考试是对我的一种侮辱。」
这自然令他付出代价。学生抗议、家长举报、校长停课、然后离开，如此周而复始，「大半个中国倒腾了一圈」。最短的一次在广州华美外国语学校，仅21天。但回忆起这段经历时，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他所痛恨的应试教育制度的受害者：「各种人的反应都在我的预料范围内。每一次离开，主动权都在我自己手上。」
然而，当这种行事风格在特殊的历史节点出现在课堂外的公共空间时，受众的反应却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这令他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猛烈攻击，也让这个自视极高却寂寂无名的中学老师在一夜之间世人皆知。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8级地震，范美忠在剧烈震荡中，第一个跑出都江堰市光亚中学教室。10天之后，他在天涯论坛贴出《那一刻地动山摇——「5·12」汶川地震亲历记》：「我是追求自由和公正的人，却不是先人后己勇于牺牲自我的人！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女儿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人，哪怕是我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因为成年人我抱不动，间不容发之际逃出一个是一个。」
这番言论迅即引起了无数批评与谩骂。次日，网络写手五岳散人撰文提出「范跑跑」一词，这成为了范美忠此生难以揭除的标签。
时任教育部发言人说：我们可以不崇高，但是不能允许无耻。北大历史系党委书记说：北大以有这样的学生为耻，如果开除他，我们很赞成。类似的批评，当时无法计数。「如果发生在十几年前，我可能会去自杀。但当时我一丝这种想法都没有。中国十三亿人，哪怕十二亿九千万人说我是错的，只要我认为自己是对的，我就是对的。」回忆起旧事，他的神情有些不耐烦——「我绝不后悔」、「如果事情重来一次，我还会那样做」，过去7年间，这样的语句他已经重复了无数次。
在他眼中，童年一次次用拳头击打墙壁，恰是他此后人生轨迹的映射——个人欲求与坚硬现实持续冲撞，纵然疼痛，也不停歇。正因如此，他人为名利打拼之时，他四处漂泊，寻觅理想的归宿；而当要求开除他甚至杀他全家的大字报贴上光亚学校的大门，他却选择留下，一待就是7年。
在他研究鲁迅的一本著作《民间野草》中，他引用里尔克的诗句：「离开村子的人将长久漂泊，也许，还有许多人会死在途中。」而算上汶川地震之前的3年，他在光亚学校任教已近10年。他为数不多的朋友们一度觉得，他或许已经不再漂泊，找到了归宿。但他本人的答案是否定的——在我见到他的一周前，光亚学校正式批准了他的辞呈。
离开成都后，我飞往三亚，采访在此休假的光亚学校校长卿光亚。谈及范美忠辞职一事，这个1949年后内地第一家私立学校的创始人说：「地震的事对他刺激非常深，我觉得他现在还是一个病人。他辞职的时候情绪是失控的，根本没有计划。」
范美忠本人的说法与此大相径庭。他评价自己如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平和」、「生命走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极度的黑暗中找到了出路」。他认为自己摆脱了曾经的精神教父设下的牢笼：「鲁迅无法解决你的问题，基本让你走向绝望。」
那新的精神资源是什么？一天午饭过后，他提议去一个附近的茶馆喝茶。在一个十字路口等绿灯时，我向他提起了里尔克的那句诗。「那你觉得自己依然还在漂泊吗？还是说像他说的那样，已经死在途中？」
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如果没有转向庄子，我早死了。庄子让我起死回生。」绿灯亮起，我们快步穿了过去。
漂泊
成德高速上车流稀疏，远方弥漫着四川盆地常见的雾气。范美忠的妻子吴文冰坐在后排，不时提醒丈夫开慢一点儿，注意安全。
吴文冰之所以坐在后排，是因为她肚里怀着孩子，需要宽敞的空间。按照预产期，他们的第二个孩子还有不到半个月就将降生。因为担心成都的医院过于拥挤，他们驱车前往德阳做最后的产前检查。
产检结束后，我们去医院附近的餐馆吃饭。刚一落座，范美忠问服务员：「青菜有哪几种？」对方一一列举，他摇了摇头，带着我们离开。他向我解释说：「文冰爱吃的那种菜这里没有，我们换一家看看。」妻子怀孕后，他包揽了买菜做饭的任务。「她做饭其实不好吃，所以我宁可多做一点儿。」看到我有些惊讶，他特意补充道。
这是范美忠难得一见的，让人嗅到烟火气的时刻。见到他之前，我和大多数人一样，对他的印象就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斗士，永远在与人争辩宏大命题，柴米油盐这种东西似乎与他无关。
这并不符合范美忠对自己的判断。「婚姻拯救了我，让我变得柔软。我原来是一个缺乏爱、缺乏归属的人。一个人长期这样，心理是会变形的。买菜、做饭、带孩子，这些形而下的东西迫使我低下头来关注现实世界，这样的生命才可能是通透的。」
他的朋友李勇则张开双臂，用手势向我演示他眼中范美忠的变化：「在他的生活里，一头是物性，一头是诗性，前者是世俗生活，后者是精神追求，结婚前他无限地靠近后者，但这是非常危险的。妻子的出现，把他往另外一头拽了一点儿。」
幼年时的穷困常令人成年后被追逐财富的欲望所绑架，范美忠却恰恰相反。作为家中六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儿时与四兄一姐抢食的经历令他对物质的欲求产生厌恶。初二时，有三个月家里没有油，盐巴在口腔留下的咸涩久久挥之不去，这让如今的他对街头的「苍蝇馆子」赞不绝口。与贫苦相比，他眼中对自己未来性格影响更为深重的，乃是爱的缺失。
曾经读过四年私塾的范父是村里少有的读书人，还会杀猪、编箩筐、在村里的红白喜事上担任大厨，这使他具备超出村邻的挣钱能力。但自范美忠形成记忆以来，范父对赌博的兴趣盖过了一切。他总习惯性地将杀猪刀磨得锃亮，却只磨不用。早上醒来，范美忠总会看到一把利刃挂在墙上，这令他心生恐惧。
勤劳隐忍的范母挑起养家重任，农活最忙时，她夜里两点入睡，4点起床，以至于多年之后，七十多岁的她与九十多岁的母亲坐在一起时，比母亲显得更加苍老。「父母的爱是任何东西无法代替的，但我感受不到。母亲不是不爱你，但她必须出去劳动。父亲呢？他一早就去赌钱，天黑才回来，男人对家庭的责任感，你是完全看不到的。」范美忠说。
每年寒暑假，范美忠有两个多月时间可以回到隆昌。但最近几年，他在家乡的时间越来越短。还有一个星期就是春节，他只打算回去两天，初二就离开。「在成都其实也很无聊，但是回到那里更难受。那是母亲的家，是你哥的家，不是你的家。你会发现他们面孔很熟悉，但交谈起来非常陌生，无法交流。那种时候你感觉极其孤独，坐立不安。」
这使他在成年后的漫长时间里，成为一个找不到归宿的异乡人。「无论走到哪里，我都只是一个过客。」《过客》是鲁迅《野草》中的一篇，主人公是一个不停向远方行走的老人，他不知道自己的名字，「从我还能记得的时候，我就是一个人。」范美忠在文中找到了自己的影子，在一篇对《过客》的解读文章里，他写道：「行走本身即已成为目的，停止即意味着死亡。」
四处漂泊时，他曾有一年未和家人联系过。有一天，他突然接到家乡的电话，才知道父母曾经以为他已经自杀了。原因是搜到他很久之前发在网上的一篇文章：《自杀离我有多远》。
他戏称自己有「处女书情结」，同一本书会反复买好几次，原因是「不想让上一次做的批注框束新的思考」。而这件事的另一面则是，每去一个新学校，他会把大多数书送给同事，只随身携带少量原典。到光亚学校前，他从未买过书柜，一大堆书就随意散落在房间里。「因为我每次搬家都清楚，这就是一个临时的落脚地，睡觉的地方，不是家。买书柜怎么处理？难道背着到处走？」
即使已经在光亚执教了10年，这种漂泊感依旧困扰着他。「我内心有非常痛苦的一对矛盾。一方面你渴望漂泊，因为你工作过的每一个地方，都让你失望，然后你就总会觉得有一个遥远的地方，神秘，未知，充满着可能性，就像当年的新教徒，漂洋过海，到美洲寻找新大陆的感觉。但另一方面，你又极其渴望有一个地方，让你觉得稳定、熟悉，心里踏实，有安全感。这是非常矛盾的感受。」
到光亚的前两年，为了抵御独居带来的孤独感，每天上完课后，他会来到学校附近的一个茶馆读书，点一杯10块钱的竹叶青，从下午两三点钟，一直坐到晚上打烊。为了找到「稳定、熟悉」的感觉，他每次都坐在同一个座位上。第一次去时，老板养的狗刚生了一窝小狗。每次去喝茶，他都要逗小狗玩儿，日复一日，一窝小狗只剩下一只，他却依旧每天坐在那里。除了老板，小狗只听他的指挥。
每到一所新的学校，他都会给学生们放映他最喜欢的电影，《死亡诗社》。那个孤独却饱含激情，鼓励学生自由思考的「船长」在曾经的他眼中，正是自己的化身。但多年过后他说：「船长给人的感觉，是温暖的，充满善意的。可我在黑暗阴冷的深渊里待了太久。」
促使他这样思考的是他的学生。汶川地震后，他对大多数批评意见予以猛烈的反击，但当光亚学校的几个学生表达对他的失望时，他开始反思：我是不是真的太过冷酷了？
答案是肯定的。他用一连串的形容词来形容自己当时的状态：「孤独、虚无、黑暗」，但又无能为力。「我也想多给别人一些爱，但是做不到。我从小没有感受过被爱的感觉，你自己都没得到过的东西，怎么给得了别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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