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朋友圈里刷到一篇资中筠的关于“圣颂文化”的文章，反思我们国家自1949年以来在文化思想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感受到这位80多岁老人的可爱之处。于是好奇地去百度搜索资中筠的简历，在百度百科中关于资中筠的简历赫然显示这样的描述：1959年，回国后担任毛主席、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的翻译；
随即又刷到资中筠关于她个人履历的一份郑重声明，越发觉得这位老人很值得尊敬，把资老的这篇声明分享出来，原文如下：
关于我的履历
不知从何时起, 我在公共场合被介绍身份时主持人常提到“曾为毛主席和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做翻译”，有时还要加上“参加过尼克松访华的接待工作”。起初我还不以为意，后来越来越感到不是滋味，于是有机会就要说明：我年轻时在外事单位工作，由于专业学的是外文，主要工作之一是翻译，重头的是国际会议的同声传译，间或也为一些官员包括国家领导人见外宾做翻译，但只占工作的一小部分，临时应命，绝非专任，那时候国家领导人并没有专门的翻译，只是有关部门掌握一个相对固定的各种语种的翻译名单，以便随时需要，临时召唤。在1959年至“文革”之前一段时期，看来我被列入了这个名单，所以不时应召接受任务，平时就在本单位工作。如此而已。另外，既然做对外交流工作，接触的人中包括外国名人、要人，这也不足为奇。
最近作客“人民网”，关于我的介绍中又突出这一点。“天涯”网的介绍干脆把这作为我的唯一的身份。我更感到有必要郑重说明，以免被误以为曾经是“首长身边工作人员”。特别是前几年有一本颇有影响的畅销书，作者在特殊年代曾任毛主席的翻译兼英语教师，在特殊的政治风云中曾红极一时，书中的自述情节对不明就里的公众说来颇“吸引眼球”，可能给不熟悉当代历史的人们一个错觉，以为曾担任高层翻译，就必然关系密切，或地位特殊。因是之故，我更觉得有必要予以澄清，说明我不属于那一类人，也算是爱惜羽毛吧。在我所处的年月，工作秩序还比较正常，无论为谁翻译，只是一项普通的工作，最多说明在业务水平上得到一定的认可，但也不一定是最高水平，因为外文水平更高的，可能有其他更重要的工作。何况此类工作只不过“用其一技之长”，不会因此显赫起来。
另外还有一层，我年轻时被分配做了十几年翻译，并非初衷。那时“此身非我有”，工作不是自选的。后来越来越感到厌倦。对因工作关系而得以见“大场面”，接近“大人物”，兴趣索然。旁人看来也许以为值得羡慕，我却有庄子寓言中的“腐鼠”之感。所以改革开放之初刚可以有一点选择权，要求调工作不再算大逆不道，我就赶忙申请调到研究单位，以读、写为业。
不论如何，总算有一点独立性，从此告别整天重复别人的话之苦。（至于笔译我自己选择的、自己欣赏的古典名著，或有意思的美文，那是一种“再创作”和自娱，又当别论）。我工作了半个多世纪，只有短短的五、六年中有过为领导人翻译的经历，难道其他都不足道？特别是后半生虽然碌碌无大成就，但也多少有所思考，形诸文字，任人评说。肯定、否定，都是我自己的，有无价值，以此为准。还不至于要凭借曾为大人物（不论中外）服务来抬高自己。所以对此类介绍产生逆反心理。为什么外界偏偏注意这一点呢？也许是出于误解，以为说明一种地位，算是恭维；或是迎俗，大人物总是“吸引眼球”的。我本可以不去理会，但是近来遇到此类介绍越来越多，这一身份越来越突出，使我感到非表明态度不可，以免人们以为是我自己喜欢以此炫耀。我不能否认，也无需讳言我曾有此工作经历。幸好，本人在“文革”开始后入了另册，与红墙之内绝缘，于是在我的翻译经历中没有“四人帮”成员以及当时任何一位新贵，这是值得庆幸的。到了那个特殊年代，“首长翻译”确实只限于极少数特殊人物了。但是假设（只是假设）我当时竟然也被召去执行为某人翻译的任务，当然是无法拒绝的，那么今天“曾为……翻译 ”该如何介绍呢？
所以今天对“独立”二字弥觉珍贵，只希望能以独立学人的身份立于世，也希望世人以此知我、罪我。
附：简历（近有各种版本关于我的简历介绍，常有错误和不确处。以下附我认可的简历，事实以此为准，详略可自行摘取）。
资中筠简历
资深学者，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美国研究所退休研究员、原所长。
1930年生于上海，祖籍湖南耒阳。1947年毕业于天津耀华中学，考入燕京大学，1948年转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51年毕业。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简称“和大”），从事民间外交与国际活动工作，其中包括国际会议的英、法文翻译，间或担任国家领导人的外事翻译。因工作关系，在相对封闭的年代有机会访问亚、非、欧、拉美多国，并在维也纳常驻三年。“文革”期间下放“五七”干校劳动。尼克松访华前，从干校调回，参与接待工作。以后留在对外友协主管对美工作。七十年代末开始转入学术研究，先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后转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任副所长、研究员、所长。专业为国际政治与美国研究，旁涉中西历史文化，近年来关注中国现代化问题。改革开放后多次访美，从事学术交流。曾先后在普林斯顿大学及华盛顿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任研究员各一学年。
参与创办《美国研究》杂志与中华美国学会，曾任杂志主编与美国学会常务理事，创办中美关系史研究会并任第一、二届会长。1996年从社科院美国所退休，仍继续著述，并应邀参加各种学术活动。
除有关国际政治和美国研究的专业著述外，撰有大量随笔、杂文，并翻译英、法文学著作多种。
主要著作：《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1945-1950》、《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2007年修订版版改为《冷眼向洋书系》单行本，资中筠撰写部分更名为《二十世纪的美国》）、《散财之道——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述评》（2006年修订版更名《财富的归宿》）、《资中筠集》（学术论文选集）等。
随笔集：《斗室中的天下》、《锦瑟无端》、《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学海岸边》（与陈乐民合集）等。
(以上在思想上较有代表性的是《二十世纪的美国》、《财富的归宿》以及收入《斗室》和《读书人》的一些文章)。
译著：巴尔扎克（法）《公务员》、《浪荡王孙》、《农民》，薇拉·凯瑟（美）《啊，拓荒者》，阿兰·德波顿（英）《哲学的慰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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