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光朝的神速灭亡，史册中堆满了对马士英、阮大铖的指斥。这个王朝的灭亡，根源究竟在不在他们这里？看看弥漫于明季社会的“解放”情绪，尤其是这个社会重要层面的人们，事情或许会越发明朗。
第一个层面，在体制内，即所谓的官绅集团。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这个集团作为既得利益的获得者，他们对朝廷都应该忠贞不渝，应该有挽救朝廷的自觉与本能，但事实却远非如此。
明季政治的腐败，直接造成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崩离析，官绅集团中的绝大多数，都早已认为王朝气数已尽。思想上的准备，使他们的政治态度有了质的变化。在满清势力尚未真正进入中原时，他们把明亡顺兴看成了历史上常见的改朝换代，为了自身利益，纷纷归附大顺政权，且如李天根《爝火录》所言，这些人皆“谓贼为王者之师，且旦晚一统也”。树倒猢狲散的壮观景象，孙文良《1644年中国社会大震荡》中说，仅崇祯十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午门外到李自成旗下听用的明朝旧官吏，即达4000余人。
熟悉明史的人都知道，这个数字实在可怕。可怕之处，并不单单在于这个数字过于庞大，而在于这个庞大数字背后所隐含的深层次内容。4000干部是个什么概念？整个明朝中央机构，文职官员只在其三分之一。那剩下的三分之二还会有谁？只能是文官之外的武将。但武将凑进来还是不足，那只能是各级政权中的普通工作人员（吏）了！
国难来临，整个国家机器弃国家而去，实在罕见似乎又难以理解。事实上，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和“人必有私”等“异端”思想的蓬勃兴起，全社会的价值观念已深刻巨变。“利”在人们思想中的地位大大上升，金钱被抬举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取代了功名、身份、道德等主流价值观。为了追逐金钱，人们不惜做出“断义”、“忘忠”、“不仁”等“伤名教”的事情，整个社会弥漫着金钱的铜臭，情感、友谊乃至社会交往，都被涂上了浓郁的金钱色彩，“世道日下，世利交征”的社会氛围加速形成，使许多人从理想回到现实，从追求道德完美转向追求生活享受。这样的背景与社会现实，明朝的倒台不仅没有让他们感到痛感，反而让他们深感减少一道紧箍咒，由衷地获得了“解放”的快感。
这个快感，当然是幻觉。让他们从快感的幻觉中清醒过来的，恰恰是李自成。大顺政权，有着历代农民政权的共同属性，除此之外，还更多了一层职业流氓的本质特征：一旦问鼎权力巅峰，即刻堕落而醉生梦死。对物质的贪婪与向往，促使它立足未稳便迫不及待而又赤裸裸地“追赃助响”。据钱聘《甲申传信录》的记载，在声势浩大的“追赃助响”运动中，有数以千计的官僚士大夫尚未品新尝主子的甜头，即被新主子被拷打致死——这是一个极具讽刺的结局，当初他们不惜背离传统道德，抛开君父之仇而投靠大顺政权，目的就是为了保全身家性命和功名富贵，最终却是家财不保住，体面尽失，性命堪忧，恍若一梦，又梦醒恨迟。
旧梦方醒，新梦再续。李自成的农民政权很快被清军摧毁，官绅集团对大顺政权极端仇恨，清军帮其复仇解恨，他们再度获得了翻身解放的快感。对清军的灭“贼”行为，明朝官绅不仅感恩图报，甚至要长跪顶礼。当李自成的农民军败走北京后，晋冀鲁豫的原明官绅大肆屠杀大顺地方官吏，山海关战役后的3个月内，各地杀大顺政权官员、守将者凡80余州县。他们为报复成功而欣喜，更对给他们提供报仇机会的清军感激不尽，而这种感激的最佳方式就是向清军投降。
——这就是明末上层社会的基本状态。这种状态幻觉何时结束，反正还有些时日，至少要到清政权统治的基本稳固，即清顺治朝后的康熙朝。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这个政权凶残而专制的本性才会发作，历史上才有真正意义上的反清复明现象。
当年皇帝不拿老百姓当个东西，如今老百姓也不拿皇帝当个玩意，正所谓国不知有民，民便不知有国。在社会的底层，显然也认同了明朝的灭亡，并且同样从中找到了解放的快慰。《明季南略》中，“黟县仆变”的一些细节颇值得关注：“黟县、休宁，俱属徽州府。乙酉（弘光元年，1645）四月大清兵犹未至，邑之奴仆结十二寨，索家主文书；稍拂其意，遂焚杀之。皆云：‘皇帝已换，家主亦应作仆事我辈矣’！主仆俱兄弟相称。时有嫁娶者，新人皆步行，竟无一人为僮仆。大约与江阴之变略同，而黟县更甚。延及休宁，休宁良家子闻之大惧，遂立七十二社；富贵者写粮银，保护地方。知县欧阳铉，江西人，邀邑绅饮，痛哭起义。金声、黄赓等亦举兵，而僮仆于是不敢动。”
在北方经历大顺政权、满清政权的更迭之后，江南徽州地区仍在南明的统治之下，也是这个政权重要的战略要地和抗战后方。这则记载中，可以读出这样的信息：处于压迫最底层的平民阶层，并无多少道德上的纯朴，国破家亡的理念竟荡然无存，明朝的灭亡，不仅与他们无关，反而让他们如释重负，在国家机器趋于衰弱时，他们敏锐地捕捉了时机，俨然翻身解放并当家作主，经济上获得了主子的财富，政治上至少与主子兄弟相称，就连给人抬轿这等有失身份的活都不肖再干了。
可惜，底层的幻觉太缺少根基，好梦很快被老主子南明政权所击碎。而平民幻觉的破灭，无疑又告诉朝廷，朝廷赖以生存的基础又垮塌掉了一方。“黟县仆变”，尽管在当时还不是普遍现象，但对南明政权来说绝对是恶梦，失去官绅集团的依托，再失这类底层的支撑，这个政权还剩下什么依靠的力量？
细微之处，放大出王朝的致命伤——减法的结果，剩余的一点力量，只能是南明政权的体制内。
但是，南明政权承袭了前朝所有的弊政，即便是那些自诩为“清流”者，在生活上也大抵是追欢逐乐，热衷于过着燕巢幕上的日子。清军占领北京后，确有相当一部分官绅出于民族隔阂，不愿出仕清朝，纷纷南下，但这部分势力，并不足以挽救时局。在马士英、阮大铖把持的弘光朝，这部分人自然与有东林倾向的官员合流，双方激烈的“党争”在所难免。弘光朝的“党争”，是各种版本“南明史”的重头戏。但是，“党争”是事实，意义却不大——无论有无“党争”，“党争”结局如何，都不可能改变时局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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