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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预测可能迎来第六次物种灭绝 人类亲自导演

作者:奇闻街  来源:网络转载  阅读:976

中国青年报2月13日讯,有科学家预测,如果按现在每小时3个物种灭绝的速度,40多年后的2050年,地球上四分之一到一半的物种将会灭绝或濒临灭绝。根据计算机模拟,这一速度比生物自然灭绝的速度快1000倍,比物种形成的速度快100万倍。

第六次物种大灭绝?

两年前,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ConventiononBiologicalDiversity)执行秘书朱格拉夫就曾发出警告:人类正处在自恐龙灭绝后的第六次物种大灭绝的危急关头,而导演这一悲剧的正是人类自身。

在李欣海看来,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言论并非全然是危言耸听。

作为供职于非政府组织(NGO)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TNC)的生物学专家,他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和实践。目前,由他负责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远景规划,有一个饶有意味的名字:“蓝图”计划。

李欣海总是抓住一切机会强调,任何一种生物都有独特的价值,甚至被一些人痛斥为草原破坏者的鼠兔,也具备显著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意义。“鼠兔被大量毒杀后,以鼠兔为基本食物的动物或断了口粮,或因中毒而死掉。”他说,“每一种生物都是食物链上的一个环节,任何种群的灭绝都可能破坏生态平衡,引发一场灾难。”

一个常识是,人类不能独自存在。物种的大规模减少,直接削弱了人类的生存基础,而且还会通过食物链引发其他物种的灭绝。因此,保护所有生物及其基因和生存环境,即生物多样性的工作迫在眉睫。

1992年在巴西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一项旨在保护濒临灭绝的植物和动物,最大限度保护地球上多种多样的生物资源,以造福子孙后代的《生物多样性公约》出台,并于次年12月29日正式生效。《公约》第一次承认保护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任务”,是发展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并提出了“保护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的组成部分”及“公平合理地分享来自遗传资源的商业性利用和其他利用的利益”三大目标。

中国在大会上签署了此《公约》,成为世界上率先加入《公约》的少数国家之一。

实际上中国的形势并不容乐观。在这个庞大的国家里,由于经济的迅猛发展和人口的快速增加,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生物多样性正受到高度威胁。据了解,中国生物物种数量正以每天新增一个濒危甚至走向灭绝的速度减少,农作物栽培品种数量正以每年15%的速度递减,濒危植物物种比例高达15%~20%,濒危物种达4000~5000种。

损失是巨大的。根据《中国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十年进展》报告,仅外来物种入侵一项,每年的经济损失就高达500亿元。

200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六次缔约国会议呼吁,各缔约国应从纸上谈兵转向实际行动,加强努力、采取措施,在2010年以前停止正在以惊人速度发生的生物多样性流失。

中国作为缔约国之一,积极响应呼吁,开始采取措施降低生物多样性流失的速度。“蓝图”计划应运而生。2006年,TNC与国家环保总局等合作伙伴签订了合作备忘录,正式启动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远景规划项目。

该项目为期3年,由中国政府与TNC各出资300万美元,拟协助中国官方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数据库,规划生物多样性优先保护区域,并为其制定相应的保护策略。

现状令人堪忧

为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6条,即将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持续利用纳入国家战略和行动计划方案,中国于1994年6月正式发布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提出了7个领域的目标、26项行动方案。

十余年过去,李欣海认为,中国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上下了很大工夫,但现实存在的问题仍旧很多。

自1872年美国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自然保护区——黄石公园后,建立自然保护区逐渐成为国际上通行的一种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办法。中国也于1956年建立了第一个自然保护区——鼎湖山自然保护区,从此拉开了中国建立自然保护区的序幕。

资料显示,目前中国已建立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区2000多个,总面积达150余万平方公里,约占国土面积的15%,保护区体系初见规模。

尽管这一比例已超过12%的世界平均水平,但李欣海的同事、“蓝图”计划项目官员赵鹏提供的一份资料称,中国实际需划出33个优先保护区域,共涉及26个区省的984个县,总面积达315万平方公里,约占国土面积的33%。据此,中国目前仍存在50%的保护空缺。

“这和建立自然保护区的程序有关。”李欣海说,“我国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大都采用一种自下而上的方式,即地方提出申请、上级审批。因此,建立自然保护区与否,取决于地方是否有足够的动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第23条规定:“管理自然保护区所需经费,由自然保护区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安排。国家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管理,给予适当的资金补助。”现实中,一些地方的官员不愿投入财政到这项只有投入没有产出的“赔本买卖”中,还有一些地方借自然保护区大搞开发,假保护之名行破坏之实。种种乱相,不一而足。

赵鹏分析道,中国目前以行政区域为单位建立的自然保护区,必然也会造成一些保护空缺。“物种最丰富的地方,多在行政区划分界点的位置。这就有很多或明或暗的麻烦。”他说。

同时,一些地方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方式和理念也让李欣海有些担忧。

去年夏天,“蓝图”计划项目组成员及一些官方生物专家辗转于川、藏、青、甘等地,进行了为期20天、行程5000公里的实地考察。

在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李欣海发现了不少高约2米、密度很大的围栏,有牧民为保护自家草场而竖起的,也有自然保护区拉起的。“动物跳不过去,也钻不过去。”当地陪同者告诉他,某处的一个围栏出现了一个豁口,不少动物想钻过去,结果常有体型较大的动物被挂住。“有一位老汉,一天解救了将近30只黄羊。”

“这种方式看起来是在保护,实际上不仅阻碍了一些动物的迁徙繁殖,还会使一些动物受到伤害。”李欣海说,“不当的方式有时反而会破坏我们想要保护的。”

在西藏尼玛县,李欣海得知当地常有老人到市场上买鱼,然后在湖里放生。他对此颇为担忧:这些鱼大多是外来物种,放生到当地后,会对当地的鱼类构成威胁,破坏当地脆弱的生态系统。

考察新路海自然保护区时,他无意中将一些面包屑扔入湖水中。本来很平静的湖面,突然就游上来一群鱼。他借机对当地官员开展了知识普及,说自己不应该这样做,容易引起水中有机物增多,破坏生态平衡。“当地的人听了后感觉很诧异,说很多游客都这样,却不知道后果有这么严重。”李欣海告诉记者。

首先,我们需要一个数据库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提出的26项行动方案之首,是对中国生物多样性现状及其经济价值进行全面评估。然而据李欣海和赵鹏透露,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国仍没建立起一个标准统一的全国范围内生物多样性共享数据库。

当前,生物多样性数据并不缺乏,但因对数据的需求各异,标准并不统一,很难形成共享,并且缺少将这些数据进行综合分析的方法。此外,数据没有及时更新、精确度不够、范围小等问题,比比皆是。

李欣海并不讳言自己的担忧,因为这意味着,决策层并不了解自己国家的家底。“当要保护什么、在哪里保护,都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时,决策的科学性必然大打折扣。”他说,“因此,首要工作是建立基于全国的生物多样性数据库,利用先进的技术和工具对全国的生物多样性进行综合评估,并划分优先保护区,进行空缺分析。”

截至目前,“蓝图”计划项目组已帮助政府建立了数据库标准,政府已收集到包括5000多个物种的4万多条数据,其覆盖范围已经到了县级单位。只有当这一步工作全面完成后,一套行之有效的保护规划才可能出台。

据李欣海介绍,TNC这个成立于1951年、在国际上备受赞誉的NGO,在多年的实践中,总结出了一套注重策略和实用性,并以科学为基础的保护工作方法:自然保护系统工程,即确定保护目标、制定保护策略、采取保护行动、评估保护成效,以此甄选出最具优先保护价值和最具有代表性的陆地景观、海洋景观、生态系统以及生物物种。

这套方法已被美国官方所采纳。美国50个州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远景规划中,均有TNC的影子。“在条件成熟的地方,TNC还自己购买土地进行保护。”李欣海说。

在“蓝图”计划为期18个月的第一阶段工作中,项目组试图在长江上游的试点中验证这套方法在中国的适用性,最终“得到了一些官方部门的认可”。

目前,项目组在开展第二阶段工作,即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项目的同时,还协助四川省相关部门制定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并参与长江水利委员会编制长江流域综合规划工作。

曾有四川专家质疑TNC的这套方法。在协助四川省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时,项目组本可以直接将自己采集到的数据递交给四川有关部门使用。但为了打消四川方面专家的顾虑,项目组请当地的专家,应用TNC的方法亲自试验,“结果惊人地一致”。

“必须承认,我们有10%左右的数据是不准确的,但这可以通过逐步考察来完善。最重要的是方法。我们希望让中国的专家了解如何建立一套相对透明、在多层次多尺度下系统评价生物多样性的方法,更科学地保护生物多样性。”赵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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