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的亲密接触》
这是华语世界第一部网络小说，作者痞子蔡。1998年3月22日开始在台南成功大学电子布告栏(BBS)连载，到现在已经整整20年了。
当时，中国的互联网用户不到百万人。对那个年代的多数年轻人而言，《第一次的亲密接触》，也是他们和互联网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我第一次知道这部小说，是1999年10月的一个凌晨，在大学宿舍的楼道里。
每到凌晨，男生宿舍的楼道都是一个非常有野生气息的地方。男生们拿出板凳和椅子，在楼道里看书、写作业、读英语，没有智能手机，也没有笔记本电脑。因为大一刚入学，大多数人没有个人电脑，新生寝室也不联网，上网都去主机房。离我们12号楼距离300米的清华大学主机房是当时教育部“主干网络”所在地，当时全中国互联网接入速度最快的地方。
那个夜里，5层的楼梯口有一个对门寝室的半长头发少年，坐在椅子上看一本书，一会儿呵呵呵地笑，一会儿叹气，一会儿蹲到了地上，把书放在了椅子上，胳膊肘撑着椅子，椅子上还放着一摞信纸。
过了一会儿我再从寝室出来，发现他坐在椅子上，手里捧着那本书，眼神茫然地看着前面坑洼不平的水泥地，怅惘若失。一会儿他去水房了，书扣着放在椅子上，我凑过去看了一眼书脊：《第一次的亲密接触》，繁体字。
旁边的信纸，是他准备给远在南京读书的女朋友写信用的。此后的几年，我见过他女朋友若干次，更见证了他们每周三封信的鸿雁传书，直到无疾而终。
我跟这个人成了非常好的朋友。
他读诗歌和小说，也写诗，当时我也读诗、读小说，也写诗和小说。但他懂电脑，高中的时候就自己做网页，我们班的网页就是他做的。后来我也跟着学会了做网页，用的是一个叫frontpage的微软Office自带工具，我的网页上放的都是自己的小说和诗，有新诗也有旧体诗，网页挂在了Chinaren上，起了一个特别陈腐的名字：松鹤斋。
我跟这个哥们经常混在一起，去学校旧图书馆的影像资料室看英文原版电影，骑着自行车出清华西门过马路，到当时很破败的北大小东门旁边的“雕刻时光”酒吧，看定期播放的艺术电影，听未名湖诗歌朗诵会。钱理群先生站在酒吧中间，一字一顿地读着穆旦的《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身边都是年轻人，一片安静，只有窸窸索索的呼吸声，我感觉钱理群先生毛发稀疏的头顶闪着光。
到了大三，他转去了新成立的新闻传播学院。我则忙于在校外接私活儿，我跟这哥们的联系变少了。离开学校后，他一个懂技术的文科生，用他对当时很前沿的P2P技术的理解，参与创办了一家曾经名噪一时的流媒体公司。接下来的8年，我们只见过两次面。
再一次见面是在美国。那会儿我正好在硅谷工作，他当时在硅谷出差，为他创办的一家用云技术做游戏和视频点播的公司寻找当地合作伙伴。他去了我在Sunnyvale的公寓，我们一起去旧金山市区吃了顿饭，然后我去采访Instagram。
刚从Instagram出来，手机收到消息：乔布斯去世。那是2011年10月6日。
我马上赶往乔布斯在Palo>
身边的人们低声说：“Wow good>
在那之后，我们又很少见面。我创办了PingWest品玩之后，有一次和他还有他正大着肚子的老婆一起在后海撸串，聊融资的事。再之后偶尔在酒店大堂碰到了，寒暄几句，大家都很忙，都有一堆糟心事。
最近两年，他又开始了新的创业项目：做区块链和代币。
前不久PingWest品玩发布了一篇很爆炸的调查报道《庄家杜均》，讲了点区块链和代币市场背后庄家操纵信息、交易和价格的内幕故事。做区块链的人看了褒贬不一，当事人自然更五味杂陈。其中一位当事人发了条朋友圈，“澄清”和撇清了一些事，并表达了对我和PingWest品玩的愤怒，一些币圈人物在下面点赞。
在点赞的人里，我看到了他，这个第一次让我知道《第一次亲密接触》、认识了快20年，现在人在币圈的朋友。
但我相信，我们还是朋友。
我第一次上网是在1998年，到现在也整整20年了。
在我表哥的家里，伴随着电话拨号接入的杂音，打开了“263信息港”的网页，整个网页加载下来花了差不多5分钟，我记得那5分钟的时间，我的眼睛一直盯着屏幕，比我后来创办公司第一次打开自己媒体网站的那一刻还激动。
接着传来了我大姑的敲门声：“怎么还在网上呢?我要打电话都打不了!这月电话费又得300多!”。
但我的第一次真正“网聊”，确实是受《第一次亲密接触》影响。
1999年10月，在263聊天室，在半分钟滚动一屏的密密麻麻聊天室里，我问了一句“有在清华五道口附近的网友吗”?很快收到了10多条消息。那个时候北京的互联网用户，好像差不多都在五道口附近。
很快，我跟一个隔壁学校图书馆学专业比我大一级的女生聊了起来。双方基本把对方的底细都问遍了。哪里人、年龄、从哪儿考过来的，平时读什么书，看什么电影，有什么爱好，有男朋友女朋友嘛……什么都聊了，就是没聊身高体重三围，那会儿在聊天室，好像不太兴聊这个。
当时的263聊天室还很简陋，我记得连开小窗的功能都没有。如果跟一个人私聊，只会在聊天刷屏的界面里用加粗的方式标记出来，加上一个@的标识，一不小心就错过了。下次再想跟她聊，得先看她在不在聊天室的人列表里，如果碰巧在的话，点她的名字再开聊。其实最好的方式是约好了下次上网聊天的时间，跟线下约会也没什么两样儿。可是就是这样儿，在两个学校相隔几公里远的两个机房，我们居然聊了两周多。
两周多之后，我们开始通书信。网聊再怎么深入灵魂，还是不靠谱，还是没写信好，这是当时我们的感觉。在通信中，我们互相告诉了对方自己的真实名字，其实网上已经聊得透透的了，但就是名字这一关，打死也不说。那会儿流行的说法是在网上没人知道你是一条狗，狗哪儿来的真实身份呢。
那个女生有一个非常男子气概的名字。然后我们就见面了，好一个义薄云天的女青年。
故事就这么结束了。
又过了一年，聊天室变得多了，成了各大网站的标配，也开始变得细分了起来。在ChinaRen的一个细分主题聊天室，我第一次找到了one night stand的对象。
那是在清华南门马路对面一片很破的小旅馆里发生的，里面住满了全国各地来北京上新东方和考研班的学生难民。房间35元一晚，有那种装着胆的热水瓶。
平心而论那是极其乏善可陈的一个晚上，连照片也没换，就发生了。但我还是很兴奋，第一次在网上搞成了这种事，人生成就get，好像征服了什么东西，那种快乐和刺激的感觉，后来的陌陌和探探们从来也没给我带来过。
几乎是在那同时，我开始用QQ了。那会儿叫OICQ，我的第一个OICQ号是六位数。我还用过ICQ，有着一个像大王花一样的logo。但不知道为什么，我还是更喜欢聊天室。可能跟我的OICQ上一开始加的就全是同学有关系。当时我负责收古代诗歌课的期末论文，把一个同学的论文搞丢了，她找我算账就是在OICQ上算的，我怎么可能喜欢这个东西。
在我们那个据说平均智商很高的学校，尤其是理工科的学生里，ICQ和OICQ一出来就有了跟进模仿的人。大一的时候跟我同宿舍的一个工程物理系的浙江诸暨人，很快就搞出了一个叫OICU(oh I see you)的东西。现在来看，那是一个基于校园为单位的OICQ，当时好像也有不少人在用。那会儿学校南门主路上也一天到晚挂着“第二届大学生创业大赛”的红底黄字横幅，很多宿舍楼的机房服务器上都放着几个学生做的项目，但好像没什么人是冲着参赛融资去的，基本都在玩票。
另一个大一跟我们同宿舍的工程物理系的哥们提到那个做“OICU”的哥们的时候羡慕地说：“他要出去打工，一个月肯定能挣8000!”8000块，一个当时大学毕业生的天价薪资。
大二搬了宿舍之后，我跟那个工程物理系的“OICU”发明者再也没聊过天。再“遇到”他是在一个北加州校友微信群里，我顺着他微信绑定的LinkedIn账号，大致了解了他后来的走向：留校读完硕士去德国拿下了计算机博士学位，参加了博士后项目，然后去纽约的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做大数据诊疗癌症的研究，然后来了硅谷，在一家顶级AI新兴公司做数据科学家，接着带领商业化团队。
He deserves it。
但我没有加他的微信，只是想起了那个叫“OICU”的早期聊天软件。
那是2000年9月，我们刚搬了宿舍。大二的宿舍可以连网了，我们也有了自己的电脑。
我第一次在宿舍里看到了一个打开的网页，上面是六个颜色不同的字母：“G-o-o-l-e”，下面是长方形的框。
用过搜狐的我猜测它应该是一个搜索工具，但我之前从来没见过也没听说过这个网站。打开这个网页的是我们宿舍最洋气的一个哥们，他的英语和法语都接近母语水平，平时下载各种法语和小语种的音乐听，而且从那时候起他就是一个多元文化的推崇者，觉得英语和美国流行文化太“沙文主义”了。所以当我问他这个搜索网站叫什么的时候，他跟我说：“Guu-gu-le”，Google的法语发音。
在之后的几个月，我一直管这个我刚认识的搜索网站叫“Guu-gu-le”，直到有一次被旁人纠正：什么Guu-gu-le，它叫“Gu-gou!”
好吧，甭管它叫什么，反正从那会儿起我就是它的用户了，搜狐的搜索框很快被我扔到了一边。此后的18年，我一直是Google的用户，无论在它能非常顺畅的访问的时候，还是在它经常不能顺畅访问的时候，再到它几乎不能顺畅访问的时候，我一直是它的用户。
一开始用Google的时候还很小心翼翼，因为服务器在美国——宿舍连网免费，但访问海外网站要按流量计费，从学生账户充值里扣，我记不清多少钱了，可能上一个钟头一天食堂的菜钱就没了，反正很贵。那时候阻碍我们访问境外网站的，不是看不见的墙，而是因为太贵。
用Google也没什么特别的感觉，搜资料搜新闻挺方便的而已。那会儿百度也出来了，我也经常用。坦白说，我当时不觉得两者有什么区别。直到2003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我看到了《大众软件》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专门讲Google。讲它从斯坦福的缘起;讲它希望让用户尽可能短地停留在自己页面上的理念;讲它80：20赋予员工创造力和自由度的企业文化，讲它的员工有免费食堂，上班可以带宠物;讲它“不作恶”(Don't be evil)的信条……
可能是当时是容易被洗脑的热血青年，读完《大众软件》上的那篇文章我就跟自己说：我要永远做Google的用户。
2004年秋天，Google推出了Gmail，我是第一批用户;我可能也是国内最早用Google Earth的一拨人之一。2005年Google聘用了李开复担任大中华区负责人并让他吃了微软的官司，当时我切齿地痛恨微软和鲍尔默。那会儿我还在公关公司上班，想过“该怎么加入Google”的问题，但我居然从来没为这件事努力过。
2006年我成为了一名报道科技的商业杂志记者，逐渐开始有了接触Google的机会。2007年Google跟搜狗输入法闹出“抄袭词库”风波的时候，我在报道里几乎不加掩饰地站在了Google的一边。现在看，这么做可能不是一个合格的记者该有的姿态。以至于后来我在《第一财经周刊》的领导伊险峰动过禁止我报道Google的念头：“你丫整个一个它的信徒，怎么做好它的报道?!”
但必须得说，因为有了借职务之便一线接触Google的机会，我赶上了近距离观察Google、报道Google和体验Google最美好的时光。
2008年，Google开始发力云计算，跟清华大学合作给计算机系的学生开设“小学期”的云计算项目必修课，计入学生学分。我参与了报道这件事，第一次接触了什么是云计算，而且是直接从Google的研发经理那里知道了什么叫云计算。2008年9月，Google发布了Chrome浏览器，我当时就蹦了起来：“这是一个能把微软彻底干趴下的网络操作系统!”。接着在一个北京时间的凌晨，我电话里采访到了当时负责Chrome的工程总监桑达 皮恰伊(Sundar Pichai),现在的Google CEO。
说来也是厉害，当时为一款Google在全球发布的产品，一个请求就能采访到它的全球项目负责人，真的是我的记者生涯里一段相当美好的经历了。
然而彩云易散，事情很快起了变化。2009年，Google在中国的运营遇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2010年1月10日，Google在中国的策略发生了重要调整，即所谓的“退出中国”风波，3月26日，靴子落地了。
那段时间，我去Google中国的门口“非法献花”过，集体签名过。还把我做的一切发上了微博，被删了继续发;再被删发开心网，然后被删得更快。我贴着支持Google的一个胸签出现在办公室，被领导命令不许参与这件事Google的报道，我气冲冲地坐在座位上刷Google的相关新闻，竟然在办公室里哭了起来。
现在想起来，我当时确实缺乏另一个维度的思考：比如作为一家商业化运营的公司，Google有没有考虑过我——一个普通的Google在中国的用户面对这件事的时候，会受到哪些切实的影响和利益损害?再比如对Google在中国的几百名员工，他们的处境、去向和现实利益，会不会受到损害?现在看来，Google当时对这些事的思考，确实很少。当然我意识到这些问题，差不多已经是2014年之后的事了。
至少那段时间，2010年1月-3月Google在中国的命运迎来重要拐点的时刻，真的也是我整个人精神世界的“至暗时刻”。
之后，我经历并见证了Google在中国的一个又一个挫折晦暗的节点。直到这两年，Google在中国重新找到了它能做的事和做事的方法，我也一并见证过。这几年我一直都参加Google I/O 开发者大会，这几乎是我要求自己每年必去的唯一的全球的科技活动。从AlhpaGo到TensorFlow，我仍然想见证、经历、感受、呈现和记录这一切。
因为毕竟，这是陪伴我整个互联网生涯时间最长的一家公司。从2000年到现在，整整18年了。下一个18年、36年和54年，我仍然需要它。
说实话，我第一次经历的网购并不是什么真正的网购，而是给我普及“Google”的那个室友自己的小生意。作为一个很洋气的，熟练掌握法语，并精通德语西班牙语芬兰语捷克语的语言天才，他也是一个艺术和音乐爱好者。2001年左右的时候，他每天在电脑上捣鼓着从全球各地下载一些偏门的多语种流行音乐，然后刻成光盘，自己设计封面和附带中文翻译的歌词单(当然都是自己翻译的)，装帧精美之后，挂在自己的主页上对外卖。
别的人我都记不清了，我就记得一个叫Lara Fabian的能同时用法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演唱的比利时女歌手是他的最爱。他为她做了很多张光盘。有的时候一个月居然能卖200-300块钱，当然刻光盘和打印装帧之类的，估计起码也得花100多吧。另一点很牛B的是，这哥们当时就开始用PayPal收款了。
可他的用户是哪儿来的呢?那些人又怎么肯先打钱，不怕他收了钱不交货呢?我不清楚。可见那个时候而的用户获取和信任机制逻辑，跟现在是彻底不一样的。很草莽，但也很有趣。
我自己第一次网购也是在2001年底，那次我妈让我请几个关系好的同学周末来家里吃饭，我第一次用那个叫“e国”的网站，订购了几桶大可乐。
在这家域名后来被1万多人民币贱卖的电商网站的网购经历我记得是这样的：打开网站——搜索可乐——填写配送地址——留电话(当时还有家里座机的选项)——等着送货上门。付款?当然是货到给现金了，当时哪儿有网络支付工具。据说e国当时在北京有500多名穿着红色马甲的配送员，这在当时的互联网界是个大新闻。现在来看，他们可能是最早的一批饿了么“骑士”。
诱导我去用“e国”第一次网购的原因是当时e国搞的“e国一小时”活动——北京四环以内，任何东西下单，一小时之内送达。这在现在看都是很厉害的配送效率。不过想想看，恐怕当时一个配送员一天也送不了几单，一个小时当然能送到了。不过，在我用它订可乐的那会儿，已经有必须满20元才送货的限制了。我也是后来看keso的文章才知道，当时真有人只下单了一罐百事可乐然后让人家一个小时送来且送到的事发生，估计e国是被这种人坑苦了。那个只让人家送一罐可乐的人叫姚劲波。
但我要讲的是，我订的几桶大可乐，一小时内并没有被e国送到。两小时也没送到，三小时也没送到。其实，它根本就没被送到。
那你能怎么办呢?追踪物流情况?没这个查询系统。联系骑手?骑手没有手机。联系客服?经常占线。总之，我第一次用e国网购的体验就是——网购失败了。它不是送晚了，而是就没送到。幸亏当时不能预先付款，否则当时几十块对我来说也是笔大额消费。
为什么没送到呢?不清楚。后来也是我成了一名互联网记者，考据史前中国互联网资料的时候才知道，当时e国的经营已经四面楚歌了。一家公司每年也就收入几百万，做一单亏一单，没法解决物流信任和支付信任的公司，只有等死的份。
这件事当时对我没什么影响。倒是我妈嘟嘟囔囔地下楼买可乐去了。一边穿衣服还一边唠叨：“就跟你说了别让你网上买，不靠谱，非买，我菜都做好了还没到，还得我去买去，一会儿要是送过来了跟他说不要了啊”。
现在呢?我妈经常去我办公室扫荡，看有没有被我不小心扔在那儿的京东和盒马先生优惠卡，然后都揣包里带走。连家具都不出门买了，平时收的包裹比我还多。
我真正大规模使用网购是在2010年之后了。2015年春节前我带着公司团队去胡志明市考察，参观了一家叫Tiki的公司，创始人被称为“越南的刘强东”，做电商，以卖书为主。我问支付用什么工具，他跟我说了一个我现在不太记得住的支付工具的名字，又补充了一句：当然我们也支持货到现金支付。我马上找补了一个问题：网络支付和货到付款的比重大概是多少?创始人犹豫了一下，跟我说：大概一半一半。
我觉得“一半一半”可能是一个有点被修饰过的数据了。我没有继续往下问，但想起了2001年那次在“e国”上想买几桶可乐而不得的事儿。在那次网购之后，我很久都没网购过，留下了心灵阴影，我也跟很多人说过e国是一个多不靠谱的网站，直到前几年了我还跟别人这么说。
现在来看，我们真的有必要对作为先驱的“e国”表达一下由衷的敬意，坑都是被这样的先烈踩到并且填平的。当然我们也得感谢一下当时在“e国”上只下单一罐百事可乐，并且一个小时内收到了的姚劲波先生。估计这件事对后来的“58同城”，多少有点帮助和启迪。
我还是偶尔会怀念一下那个下了单收不到货也不用付钱的电商原始社会。
我第一次参加网络论战，是2001年的夏天，在一个叫“黑板报”的左翼论坛。
很明显，我是过去砸场子的。那会儿已经自诩“自由主义者”的我，在“黑板报”上给自己起了一个现在看上去傻X到不能再傻X的网名：“hollyright”(神圣右派)。很显然，上这个论坛，就是去拍左派的砖，跟他们死磕没完的。
“黑板报”是以音乐和话剧出品人张广天为精神领袖的一个BBS论坛。在1990年代末和本世纪初“先锋戏剧”在中国崭露头角的时候，张广天给孟京辉的很多先锋话剧都配过音乐做过曲。其实他本人也是一个“先锋戏剧”实践者，只不过他的先锋戏剧走的是活报剧的路数，而且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左翼。
1990年代末和本世纪初是一个左翼思潮重新兴起的岁月。张广天的先锋话剧《切 格瓦拉》和《鲁迅先生》都有点这种借圣坛上的革命人物或左翼文化领袖为现实献祭的意味，主张寻找革命理想的崇高，批判物质消费与西方文化，质疑资本和阶层分化等等。不过当时血气方刚以“自由主义右派”自居，相信人权高于一切、市场大于一切、资本必定通往自由和光明的我，是断断看不惯这些，要杀过去辩个水落石出的。
当时正值张广天的话剧《鲁迅先生》在北京青艺上演。我看完了之后写了一篇《鲁迅的还魂和变态》，痛斥这部剧借鲁迅的名还极左的魂。文章里用了大量刚刚学来的“拼贴”、“戏仿”、“遮蔽”和“解构”之类的新左派文艺批评名词。这篇文章在我贴在“黑板报”之前已经发表过了。我贴在以张广天为精神领袖的大本营“黑板报”上，无非是想逞一下类似朝革命领袖画像上泼墨的那种快感。
这一板砖炸出了不少潜水的“右派分子”，也有很多黑板报左翼路线的维护者反驳我，我就跳出来一一论战。当时在BBS上论战的一个好处是：尽管论争少不了意气用事和口舌之端，也少不了诛心之语，但每个人多少都说出个一二三四来，用脏字骂人也有个说脏字的章法。总之，那些日子我一睁眼就论战，那个月电话拨号网费花了600多。
很快我的这个帖子被“黑板报”的版主王佩给驳了，驳得我有点不知道该怎么怼回去。因为他的逻辑和引用能力都比我强大N圈，尤其是我用来在文章里套用的那些新左派文艺名词儿，他很容易就看出来我在怎么偷用和盗用。这件事给当时的我刺激最大的是，当时不知道天高地厚的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左派也是读书的啊，而且还读得很透。
当时我还不知道原本这个“黑板报”原本还有王小山的一份儿，早在我上去砸场子之前，王小山就已经因为价值观不同跟王佩散伙了，去别的地方玩了。很快我又找到了西祠胡同，在那儿落了个脚。起了另一个今天听起来更肉麻的名字：“拯救与逍遥”。
这个地方我喜欢，因为他很“右”。
当年的互联网论坛就是这个样子的。平台很多很碎，这个地儿三观不合了闹掰了，换个地盘儿扯面大旗重新来过。至少当时的互联网BBS，还能分个左和右。
刚到西祠玩就赶上了“911”事件，上面的“锐思评论”板块每天吵得不可开交。有美人希右派、有中国民族主义右派、有新左派，也有中华田园的革命左派，每天混战，一轮接着一轮。只要不骂祖宗八辈儿，没人管，也没人删贴。当时的锐思评论版主既标榜自己是基督徒又是自由主义者，被另一个自称右派又同时反美、还以正宗基督徒自居的ID“蓝牙吸血鬼”咬着不放死打，但他从来没被删过贴。这个被骂得底儿朝天又几乎不删贴的“锐思评论”版主，叫安替。
我在“锐思评论”第一次被安替置顶的帖子，是一篇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的文章。现在来看，那篇文章暴露了一个初阶民国粉种种幼稚之处。但就这么一篇公开盛赞民国甚至怀念民国的文章，能被置顶，能一直活着，直到西祠胡同作为一个网站整体关门的那一天。现在想起来已经是很值得回味的事儿了。
在西祠胡同我经常去的另一个板块是“王小波门下走狗联盟”，里面充满了“向王小波致敬”的戏仿作品，大多都笔触粗糙，形散神不似，但每个人都能写出那么点儿东西来。还有不少关于王小波的评论，以及各式民间自发研讨会的发言记录整理。差不多在那之后，我在中文互联网世界就再也找不到一个能聚气来那么高人气讨论王小波的地方了。
我第一次见“王小波门下走狗联盟”的版主“欢乐宋”，是2001年的夏天。我和一个朋友约了当时还在人大读研究生的欢乐宋在人大西门的一家火锅店吃饭。那天我们扯了很多淡，关于王小波，关于文学，关于政治和其它。到最后，欢乐宋一脸歉意地跟我说：“对不住哥们，你来人大找我吃饭，按理说得我请客的，可到了月底手头儿实在是紧，兜里只有50多块钱了，这顿你能不能先替我付了，下次我一定请。”
于是，一个在读本科生请一个在读研究生吃了顿火锅，花了50块钱。
我第二次见到欢乐宋，是第二年春天，在万圣书园王小波逝世五周年的研讨会上。那天我见到了欢乐宋请来的发言嘉宾、“锐思评论”版主、著名新闻人安替。
那天大家聊得很多，聊完四散而去，再分头聚会。很多事记不清了，只记得隐约聊到过王小波在一个敏感历史事件发生前后的心理状态。以及当安替在发言环节大骂李银河没有照顾好王小波的时候，下面的嘘声;还有安替说自己是虔诚基督徒，但赞成同性恋的时候，遭到了一个“正统基督徒”站起来的当头棒喝，两个人对垒了10分钟。
那时的万圣书园，这样的场景很常见，历历在目。
王小波逝世10周年在鲁迅文学馆的研讨会和展览会上，我又见到了安替和欢乐宋。当时西祠胡同每况愈下，大家的阵地很快就维持不住了。
再后来，微博诞生。2010-2013年，我在微博当了三年“战士”和“中V”。2014年之后，微博已经没有我说话的地方了。每一开口，必被问候全家、必被人肉，从王宝强粉丝到贾跃亭拥趸，不一而足。从互联网上人人会写文章，到互联网上人人会骂三字经，看上去变化也就是在两三年的时间发生的。
西祠胡同上我认识的两个版主。“锐思评论”的安替，在一系列被陆续关停和封禁的媒体供职过，最后创办了国际新闻平台“创业说”，成了一名创业者，同时成一枚忠实的米粉。最近我们见面，他最关心的是用AI和机器翻译，如何更高效率的生产新闻，这已经很张一鸣了。
而“王小波门下走狗”的欢乐宋，在2007年王小波逝世10周年的研讨会之后，就再也没见过。直到三年后在《中国青年报》的头版和评论版上看到他的本名，评论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大义凛然，义正词严，紧跟时代的步伐，每一篇报道都光荣正确，每一篇评论都铿锵有力。
我想起了那顿人大西门50块钱的火锅，以及“王小波”这个曾经把我们召唤到一起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