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的中心由斯大林———毛泽东，转为斯大林———陈伯达。陈伯达大为风光，毛主席靠了边！当天晚上，主席一进门就不高兴地对我说：“让陈伯达到我办公室。”
本书是由毛泽东卫士李家骥与作家杨庆旺合作的纪实文学作品。全书分上下两册，上册详细介绍了李家骥在毛泽东身边13年的经历。下册描述毛泽东与朱德、周恩来、任弼时、董必武之间的友谊；毛泽东和胡乔木、田家英、叶子龙以及罗瑞卿等一起工作的情况；毛泽东的“儿女私情”；毛泽东一些与众不同的习惯特性，等等。内容真实，文笔生动，并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本报特摘选其中一章，以飨读者。
陈伯达
陈伯达来研究材料，主席吩咐加一双筷子
陈伯达是1938年从北平到延安的。这位1927年入党，在苏联镀过金，在中共北方局曾任宣传部长，还在大学教过书的人，最初并没被重用。不久，在一次讨论会上他的发言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并把他调到身边工作，而陈伯达又以自己的才华和工作成绩赢得毛主席和中央的信任，从而一步一步迈入中共领导的高层。
主席在双清别墅时，一天我陪主席在院子里散步。陈伯达来了，走了几步，说：“主席，最近华北的《人民日报》发了一个文件，你看过吗？”
“什么文件？”主席感兴趣地问。“不应忘记的历史。”陈伯达马上回答。“我没注意。”主席说，“能不能找来我看看。”
“可以。”说着他到主席办公室把那份报纸拿过来递给主席。
陈伯达见主席看看报纸又看看他，于是便小声地谈自己的一些看法。主席说：“你回去再写一篇文章。”
大概在解放军渡江作战前的一天晚上，主席正准备吃饭，陈伯达来电话要来主席处研究材料。主席马上答复：“让他来。”并对我说，“再加一双筷子，让伯达在这儿一起吃饭。”
不一会，陈伯达来到主席处。主席让他坐在对面，并示意一边吃饭一边研究材料。主席把事先准备好的三四页稿纸递给陈伯达，并交待说：“材料形成一个初稿，你看看是否需要补充。”
他们吃饭时间和交谈的时间不太长，大约半小时。研究的材料是毛主席亲自起草的进军令，陈伯达看完草稿后表示：“我没有文字补充。”主席笑笑对陈伯达说：“你没补充，我再征求老总、恩来的意见，他们没有意见就定稿了。”
从这件事，我感到主席对陈伯达是很信任的，这么重要的文献都征求他的意见。陈伯达有才，主席很相信他，他确实参与了很多重要文件、文章的起草。
在莫斯科，毛主席两批陈伯达
那时主席对陈伯达要求也是严格的，一旦出了问题主席的批评毫不客气。主席访苏时，一天，斯大林会见主席，陈伯达、汪东兴等陪同。当时陈伯达以学者教授身份出现。在会见中斯大林忽然对陈伯达说：“陈教授我曾读过你的《人民公敌蒋介石》。”懂俄语的陈伯达还没等翻译译出汉语，就露出笑容，非常高兴地与斯大林对起话来。
斯大林拿起酒杯，来到陈伯达面前说：“为中国的历史学家、哲学家陈伯达同志干杯！”
陈伯达也站起来：“为全世界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哲学家斯大林同志干杯！”
活动的中心由斯大林———毛泽东，转为斯大林———陈伯达。陈伯达大为风光，毛主席靠了边！当天晚上，主席一进门就不高兴地对我说：“让陈伯达到我办公室。”
在我给主席沏茶时听到主席训斥陈伯达：“你是个 *** 员，是代表团成员之一，是代表党和国家来的，你应当知道自己的身份，这是政治、外交场合！”
大约20分钟，陈伯达哭着出来，他低着头上楼回自己的房间去了。
两小时后，主席把我叫去，让我看看陈伯达在干什么。我悄俏通过门缝往陈伯达房间看，见他一边吃饼干一边哭。我回到主席房间，对他汇报说：“伯达同志正在哭。”
“也好，让他找找教训，长长见识。”我没敢说陈伯达还在吃饼干，怕主席不高兴。
大概陈伯达受到主席严厉批评，感到太没面子，第二天他悄悄地搬到大使馆去了。
第二天，主席找陈伯达研究工作，发现他“失踪了”。我马上向叶子龙报告。叶子龙拉着我，各房间找，又问了门卫和有关人员，才知道他去了使馆，通过电话核实确有其事。我们向主席报告了情况，主席指示：“让伯达回来。”
陈伯达只好乖乖地回到代表团的驻地。回来后，他说想和在苏联的孩子住几天，又免不了毛主席的一顿批评：“这次出国不是个人行为，你太无组织无纪律了！今后必须加强纪律性，凡有事离开驻地必须向我请假。”主席不仅两次当面批评陈伯达，还指示：“代表团同志之间就陈伯达的问题交流意见。”实际就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大家共同吸取教训。
“伯达同志是大忙人”
主席刚到北平时住香山，几个月后搬到中南海的菊香书屋。最初陈伯达住颐和园。因为主席经常找他，陈伯达也搬到中南海。开始他住在勤政殿一间小屋里，后来又搬到了迎春堂。迎春堂由三个四合院组成，他住一个院，另外两个院子住的是熊复和周扬。
一天主席带我和警卫战士王振海到南海散步，中途忽然对我说，我们顺便看看陈伯达。
我和主席说说笑笑，一会就走到陈伯达家门口。主席亲自敲门，大声喊道：“陈伯达在这儿住吗？”没有动静，王振海又敲了一阵门：“伯达同志开门啊！”
不一会，陈伯达披着上衣，穿着拖鞋，歪戴着眼镜出来开门。当他看到是主席来了，很是吃惊，连忙说：“主席有事通知我到你那里就行，怎么还劳驾主席到我这儿。”
“我们出来散步，顺便到你这里看看，搬家以后还没来过，住的房子还行吗？”主席说着就往屋子里进。
“还好，还好。”陈伯达有些不知所措。我们走进陈伯达办公室：只见东西不多但很乱，桌子、椅子，甚至地上都是书、报和文件。
“这就是你的办公室吗？”主席上下左右环视一周后问道。
“是的，是的，房子挺好，是我没住好。”陈伯达不好意思地说。
主席安慰说：“我们的伯达同志是大忙人。哪天可以让小李、小王帮你收拾一下。”
“不必，不必，谢谢，谢谢。”陈伯达不好意思地说，马上动手归拢书刊。“哎呀，我忘请主席坐了。”陈伯达这才想起来请主席坐下，他忙搬把椅子给主席，又不好意思地说：“像个鸡窝，请主席别见笑。”
主席朝陈伯达笑笑，接过椅子坐下，又不介意地说：“伯达，马克思在《资本论》有这样一段话，你帮我找找。”说着主席从口袋里取出一张写着字的纸条递给陈伯达。
陈伯达接过纸条，看了一遍，便从书架上取下《资本论》，翻了几下便找到了，并对主席说：“主席，你看是不是这一段？”
主席接过书一看：“对，就是这一段！让小李把书给我带回去，用完再退你。”
陈伯达确实有才华，在多年的毛泽东秘书生涯中，做了不少工作。至于后来他在政治上犯了错误，这毕竟是后来的事，我们应有分析地、客观地、历史地看待他。
他与主席讨论的观点被提炼到宪法中
主席对陈伯达严格，也很关心他。大概在陈伯达被批评后的第五六天，下半夜，主席叫我让田师傅搞点吃的，我不解地问：“主席不是刚吃过饭，怎么还搞饭？”
“给伯达送去。”主席解释道。我找到田师傅问：“这有饭菜吗？”“有，是给主席准备的。”“主席让我给伯达送去。”
田师傅便把给主席备用的饭菜放在一个大银盘子里让我端走。我敲敲陈伯达的房间门，他果然没休息，还伏案写材料。我把盘子放在桌子上，解释说：“这是主席让我送的。”
“真是主席安排的？”陈伯达好像还没反应过来，反问我。
我再一次肯定，而且说这是田师傅给主席准备的饭菜，请你先用。
“啊，主席考虑真周到，谢谢主席，谢谢主席。”陈伯达激动地说。
陈伯达用完饭，自己把盘子送给田师傅。他回房时正好我们在走廊相遇，他问：“主席休息了吗？”我说：“没有，刚才还问我给送饭了吗？”他眼里含着泪水，再次激动地说：“谢谢主席。”
1950年末到1951年初，主席带着几位秀才住石家庄一个招待所，在这里编《毛泽东选集》。一天，主席和陈伯达一边吃饭一边谈问题，主席说《三国演义》中有这么一段说诸葛亮的话，你有什么看法？陈伯达说对这段话有争议。主席让他把这段话找来。吃完饭我们一同回主席房间，陈伯达拿来《三国演义》，只翻了两下就找到了那段话并递给主席。
1953年末到1954年初，主席带一个班子到杭州起草宪法。一天散步时，主席说：“我们要制定的这部宪法，必须符合中国的实际，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也不同于社会主义苏联的宪法。”陈伯达说：“我同意主席的思想，我们可以吸取它们的精华但不能照搬。资本主义的宪法是反映资本主义国家情况的，苏联宪法是反映苏联情况的，我们的宪法是反映现阶段中国情况的。情况不同宪法也不可能相同。”主席说：“伯达，你把刚才我们谈的观点再深入研究，细化一下，整理出一个材料，作为我们起草宪法工作的指导思想。”据说后来宪法中有一段重要的话，就是这次两人讨论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