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琅，字尊侯，号琢公，福建晋江人。少时曾从师学剑，武艺超群。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施琅投奔郑成功，由于他才干超群，很快便成为郑成功最得力的将领。 施琅是一个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人们对他的认识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存在分歧的原因主要是历史观问题，即如何看待施琅背郑降清一事。
有人说，施琅是明之贰臣而非英雄，两度降清，反复无常。就当时情势论，明是夏，清是夷，明是中国正统所在，清是外逆。故施琅降清于文化上是弃夏归夷，于政治上是明正统之叛臣，施琅与郑氏恩怨不能成为其降清托词。施琅气节既亏，身名瓦裂，不管降清后有何功绩，士大夫名节已坏，余事皆不足论。儒家不以成败论英雄，若施琅是英雄，那么那些没有降清的人，以身殉国的人，又该是什么呢？
但是，又有人说，施琅虽然是明之贰臣，气节有亏，但也谈不上不光彩。看待问题不能那么死板。“士大夫名节已坏，余事皆不足论”，不仅是理论上的极端道德主义，也是方法论上的粗暴简单化。实事求是地说，施琅不会因收复台湾的功业而成为道德上的圣贤，也不应因降清的品格污点，而动摇其国家功臣的地位。
另外，明清其实都是中原。满汉之争跟历史上的“中原逐鹿”一样，是权力之争，文化的意义倒在其次，这在后来的有关政策中表现得十分清楚。众所周知，孔子的理想是王道和礼治。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以社会秩序代政府秩序，以文化组织代政治组织。由于其思想体系中没有也不可能有近代国家概念，那么强调突出文化的边界意义是自然的、必要的。各部族之间的征战自然会产生各民族的英雄传奇，它的历史意义是不朽的，其精神也具有普遍的道德意义。但是，作为居于主干地位的汉族，在处理这些历史人物时显然需要更多的细心和谨慎；具体到在面对施琅这个个案的时候，显然更应该把版图、利益这样的概念放在思考的首位。
也有人说，如果郑成功是忠臣，那么施琅也是。郑成功是忠臣，并不是指他“反清复明”的政治生涯和军事活动，而是指他把荷兰殖民主义者驱逐出台湾，使台湾回到我们中国人民的怀抱。
但是，在对待台湾的问题上，施琅比郑成功还要高出一筹，更有远见。郑成功收复台湾，保卫台湾，旨在以台湾为据点开展“反清复明”斗争。而施琅收复、平定台湾的一开始，就对台湾与国家统一的重要性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他把平定台湾，实现大清王朝的统一，与国计民生、国家边境安危联系起采。也就是说，施琅平定台湾、收复台湾是为了靖海安边济民。
另外，施琅在平定台湾后，对郑成功后裔及其部将的处理，也显示了他不同凡响的政治家风度和气魄。施琅的父亲和弟弟都是被郑成功杀死的。可是，施琅在率兵攻下澎湖后，有人劝他：“公与郑氏三世仇，今郑氏釜中鱼，笼中鸟，何不急扑灭以雪前冤？”施琅回答：“吾此行上为国，下为民耳。若其衔璧来归，当即赦之，毋苦我父老子弟，幸矣！何私之有。”他还向郑氏手下的人保证：“断不报仇。当日杀吾父者已死，与他人不相干。不特台湾人不杀，即郑家肯降，吾主料不杀。今日之事，君事也，吾敢报私怨乎？”
入台后，他果不食言，没有杀郑家一人。还前往郑成功庙告祭，言词恳切，令人感动。其实，施琅并没有忘记郑成功的杀父杀弟之仇。但是，在公与私的问题上，施琅能顾全大局，大公无私，不计前嫌，不记私仇，胸怀坦荡，宽宏大量，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