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北伐先驱，保定军校高材生；他是白崇禧同窗，蒋介石校友；他是参谋奇才，曾任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官拜陆军中将；他是“密使一号”，是中共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最高级别情报官；他到底是谁？他是真实历史中真实的潜伏者—吴石。

　　从1949年起，台湾海峡成了一道真正的铁幕，中国大陆和台湾进入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武装对峙。事关国家顶级机密，我们不知道双方到底有多少谍报人员在对方阵营里长期潜伏。余则成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但他的故事在历史的不为人知的角落里真实地上演着。

　　1950年6月10日，戒备森严的台北街头笼罩着一种恐怖的气氛。青年公园水门外，马场町刑场，台湾宪兵南区分队的全副武装的宪兵押着四名五花大绑的犯人从车上下来。

　　四人被强令一字排开跪下，从左到右分别是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中共华东局特工朱谌之、吴石副官聂曦上校、台军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

　　时针指向16时30分，阴霾低垂，宪兵队长王才金一声令下，枪声齐响，四人同时向前扑倒，4名执刑宪兵趋前又各补了一枪，执刑完毕。

　　随后，当时的台湾名记者龚选舞来到行刑地，开始拍照，很快，这组照片就出现在了蒋介石的办公桌上。这是蒋介石的命令：死要见尸。

　　究竟是什么让蒋介石如此震怒，竟要亲眼看见吴石被枪决后的现场照片才能解心头之恨？

　　毛泽东书桌上的台湾战略防御图

　　1950年是中国统一大业进程中特殊的一年。国民党残部刚刚撤至台湾，立足未稳：作战部队只有20万人，编制混乱、人心惶惶，还要分兵守备舟山、金门马祖和海南岛，台湾本岛防务十分虚弱；政府大员四散，孔祥熙、宋子文远走美国；杜鲁门政府则刻意与蒋介石政权保持距离。这一切让国民党政权内部充满“失败主义”情绪。

　　反观祖国大陆，人民解放军正有条不紊的清剿各地国民党残部和土匪武装。四年战火淬炼的解放军不仅数量上占据压倒优势，其装备水平，作战能力亦空前强悍。此消彼长，不能不说1950年前后正是解放台湾的大好时机。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解放军一面加紧制定攻台作战方案，另一方面愈加重视秘密战线的情报收集。吴石和他的《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就在这时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1949年8月，原任福建绥靖公署副主任的吴石被蒋介石任命为“国防部参谋次长”。他抵台后便展开了情报搜集工作。为尽快取回吴石掌握的重要情报，华东局领导决定派长期在上海、香港活动并有子女在台的女情报员朱谌之(化名朱枫)潜入台湾。朱谌之按预先约定，在基隆码头把已经到手的第一批重要情报交到了特别交通员的手中。这批绝密情报迅速通过香港传到华东局情报部和总参作战部。

　　1950年1月上旬的一天，《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摆在了毛泽东主席的办公桌上。毛泽东默默翻阅着，面色沉稳而又严峻。他很感兴趣地问作战部长：“这样机密的情报，你们是怎么搞来的？”作战部长即刻答道，“是华东局情报部专程派人送来的。他们最近派去一位秘密特派员，而且还是个女同志，与国民党军队的一位上层人士接上了头。这情报就是那位上层人士提供的。”

　　毛泽东十分认真地听完，看样子很高兴。“这位秘密特派员，还有你们那位‘密使一号’，都很能干！我建议，一定要给他们记上一功哟！”

　　只是，历史在1950年拐了一个弯，吴石用生命换来的绝密军情没能发挥它应当发挥的作用。

　　日本陆大第一名

　　吴石，字虞薰，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8月生于闽县螺洲吴厝村(今福州仓山区螺洲镇吴厝村)。螺洲镇是清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陈宝琛的故乡，读书风气极为浓厚。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陈宝琛将自家小斋为公学，聘吴石的父亲为汉文主讲。8岁的吴石便随父入学作旁听生，“记忆力之强，遂震惊侪辈。”宣统三年(1911年)福州于山起义成功，开智学校首倡组织北伐学生军，18岁的吴石毅然报名参加。

　　北伐学生军解散后，吴石改入武昌第二预备军官学校，结业后被保送入保定军官学校，同学中有后为国民党国防部长的白崇禧，也有投奔共产党的张治中。民国5年(1916年)12月毕业考试，与试者八百余人，吴石名列第一。1929年，吴石以福建省军事参谋处处长的身份，受福建省主席方声涛指派，东渡日本留学，先在炮兵专门学校，翌年考入日本陆军大学。他在《自传》里说：“此后三年在校，片刻不懈”，“至于所作之战术案，日教官颇重视，常付印分送，并命余登台讲述。参谋本部分派留日学生，以余为最有心得之一人。”毕业成绩也都名列榜首，被称为“十二能人”(能文、能武、能诗、能词、能书、能画、能英语、能日语、能骑、能射、能驾、能泳)。

　　1934年，吴石刚从日本回国，即参加参谋部第三所的一个研究日本及收集情报的机构。他利用日本的书报杂志，又托留日士官生猎取各种材料，加以整理研究，历时3载，编成《日本作战之判断》及有关材料十余种，名为《参二室蓝皮本》。至“八·一三”抗战，“日军一切兵力部署及攻击指向，悉如蓝皮本所判断，即是开战以来，敌人之兵力番号与编制，亦无一不相符。”纵观吴石军旅生涯，实为一参谋奇才，他长于搜集资料、筹划作战、培养军事人才、著述军事书籍。如果不是出生在那样一个时代和那样一个中国，以其天资勤奋，难保不会成为一代兵学大家。

　　潜伏之路

　　美国中央情报局曾经用一个经典的合成单词总结出一个人背叛自己祖国或组织的理由—MICE—金钱(Money)、思想意识(Ideology)、良心(Conscience)和自负(Ego)。对于吴石的转变，金钱绝不是理由；自负呢，也许，毕竟吴石自幼聪颖过人，一生怀才不遇。但是，单纯的自负还不足以促使吴石完成从国民党高级将领到中共特工的转变。毕竟，蒋介石逃台后已经委吴石以重任，引入军队最高决策圈。如同余则成因爱上左兰而靠拢共产党，最终却因信仰而坚持一样；吴石选择成为潜伏者恐怕更多的源自那个I(思想意识)。据吴仲禧回忆，吴石对共产党人向有好感，“他读过毛泽东的著作，在武汉珞珈山听过周恩来的演讲，还同叶剑英等有过交往。他特别欣赏《论持久战》，认为是了不起的著作，恐怕国内没有第二个人能写出这样的文章，甚至建议白崇禧印发给各战区部队长阅读。

　　吴石身边的好友对他也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吴石忘年好友，蒋政府立法委员何遂亦与中共关系密切，何家三子一女一媳(何世庸、何世平、何康，女儿何嘉，媳缪希霞)均为中共地下党员。何康更曾做到新中国农业部长。“七·七事变”爆发后，正是何遂把吴石介绍给了周恩来等中共代表。

　　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解放军挥师逼近南京。国防部长白崇禧、参谋总长陈诚主张将500箱重要军事机要档案资料直运台湾，而吴石则以福州“进则返京容易，退则转台便捷”为理由，建议暂移福州。吴石当时已经得悉自己将出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下定决心待时机成熟就在福州起义，所以才力主将这批机要档案转到福州。5月，台湾方面来电催促，吴石以“军运紧，调船难”为借口搪塞，仅以百余箱资料、图书权充绝密档案，先运台湾。第二天，他又下达“死命令”，当晚便将档案全部转移到位于仓前山的福建省研究院书库匿藏，并向研究院院长黄觉民(吴的挚友)作好交代。1949年8月17日福州解放，保存无损的298箱8大类6800余卷军事绝密档案呈献给解放军第十兵团司令部。

　　8月16日，福州解放前一天，吴石从香港转道去了台湾。

　　忠诚与背叛

　　最坚强的堡垒往往从内部被攻破，最成功的潜伏者往往因叛徒的出卖而暴露。

　　问题出在台湾工委，也就是朱谌之-吴石这条情报链相平行的另一条情报线路。

　　朱谌之来台后，同时与吴石和接受中共华东局领导的台湾工委取得了联系，而且，她与吴石的联络也是蔡孝干引荐和安排的。但是，1950年1月29日，中共台湾工委书记蔡孝干被国民党军警逮捕，供出蔡的是台湾工委委员陈泽民。

　　蔡孝干是唯一参加过长征的台湾人，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他受中共中央委派，以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身份前往台湾发展党组织。令人意外的是，蔡孝干居然在被捕后一周就彻底叛变，造成其它包括领导干部在内的400多名地下党人被捕，情况极为惨烈，供出名字者活命，坚不吐露者则送往马场町刑场。

　　而此时的朱谌之对“老郑”的被捕毫不知情。1950年2月2日，已接到上级指示准备返港的朱谌之却意外的见到了吴石的副官聂曦。聂曦的紧急约见已经违反常规，而他给朱谌之带来的更是晴天霹雳：“那个化名“老郑”的地下党工委书记，已于一周前被保密局抓获。现在，他已全面招供……

　　风云突变，朱谌之迅速离开住所，按吴石的建议转移到了阿里山大酒店。临走前只来得及给女儿、女婿留下一张字条。此时，到香港的空中、海上航线，已被全部紧急封航。只有一架军用运输机在4日飞往舟山群岛(当时仍为国民党军占据)定海机场。2月4日傍晚，朱谌之拿着吴石冒险签发的一张《特别通行证》，搭乘这架军用运输机飞赴舟山，准备伺机乘船前往上海。

　　与此同时，吴石的身份也暴露了。保密局从蔡孝干的笔记本上查到了吴石的名字。蔡孝干也供出了吴石曾与朱谌之秘密会见多次。毛人凤不敢怠慢，立即呈报蒋介石。蒋遂立即令参谋总长周至柔马上逮捕吴石。在搜查吴宅的过程中，查到了他亲笔签发给朱谌之的《特别通行证》。这样，台湾当局不但摸清了失踪多日的朱谌之的去向，也为吴石的“叛逆”最后定了罪。

　　2月18日，朱谌之在定海被逮捕，此时她离祖国大陆只有一步之遥。在舟山沈家门羁押时，朱谌之从皮衣夹缝中剥出金链、金镯，分4次把有2两多重的黄金吞服，但最终自杀未果，被解回台湾受审。

　　命运似乎跟吴石开了个大玩笑。他作为“根红苗正”的国民党员在晚年改变了自己的信仰，自接受潜伏使命至壮烈牺牲，始终忠贞不二。而参加革命二十余年，历经长征的艰难困苦未曾退缩的老红军蔡孝干却选择了背叛。

　　1973年，为表彰吴石将军为祖国统一大业做出的特殊贡献，周总理力排众议，在毛主席的支持下，由国务院追认吴石为革命烈士。1975年底，周总理在弥留之际，仍然放心不下“台湾的朋友”，交待罗青长。一方面，要他们继续关心曾经为国共合作做出过贡献的“老朋友”(如张学良)；另一方面，要为在台湾牺牲的革命人士恢复名誉，妥善处理后事(如吴石)。

　　2000年，“深海”终于回到了祖国大陆。吴石将军的子女将他和妻子王碧奎的遗骸奉回大陆，安葬在京郊福田公墓。此时，距离他就义已经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