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滚是城市人情绪的发泄、压力的反弹和政治诉求的渠道；是人们自我解脱、宣泄和沉迷的手段；是具备战争状态的激情、扫荡世界的幻象……

　　你若奉行摇滚精神，那么你将在上升的旋律中得到永生；你若认为那只是和贝多芬对着干的另一种音乐，那么摇滚将什么都不是。

　　我们在哪一支歌上倾注过自己的热血？床头张贴过谁的海报、又为其命运磋叹？我们是看到了如何的变迁，尔后更加了解时间如血液般流动的轨迹？

　　那么先让我们听一张过去的CD……

　　1980—1990：浪漫主义的狂欢

　　所有人都会告诉你，中国摇滚诞生于1986年5月9日北京工体的“国际和平年百名歌星演唱会”。崔健身着对襟大褂、卷起一只裤腿、扯着嗓子喊了一首《一无所有》，由此划下了一道清晰的起跑线：中国开始摇滚了。

　　其实在这之前，北京第一批出现的涉外宾馆内的酒吧已经开始笼聚小规模的乐队。这些乐队主要演奏国外曲目，如1980年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成立的“万李马王”演绎西方老摇滚，1981年成立的“阿里斯”以演唱日本歌曲为主。

　　艾迪和几个外国人成立“大陆”乐队直接构成了中国摇滚乐产生的催化剂，臧天朔、丁武、王迪等人在1984年成立的“不倒翁”乐队，被认为是内地摇滚乐真正意义上的奠基者……一切力量都在积蓄，等着崔健掷地有声的摇滚宣言。

　　在国人渴望了解外面的世界的时候，首先传入内地的是通俗歌曲。一盒盒磁带带进了邓丽君等港台、欧美的流行文化，年轻人以拥有一台录音机为傲。流行乐为当时的人们提供了娱乐和消费的渠道。

　　其次，人们能够看到外国电影读到西方经典了。中国读者第一次接触到了西方现代的思潮与流派。在短时期内向人们灌输了众多可以说是颠覆理念的生活、思考方式。

　　“诗人”这个金色的名字此时不再仅仅是项职业，而是一轮光环，还有人们的崇拜目光。各种文化现象、生活信息的涌入，使得青年们热血沸腾。羊剪绒帽子、大拉毛围巾、军大衣、进口蛤蟆镜、喇叭裤、红裙子等勾勒出一代文艺青年的典型形象。

　　1987年，中国摇滚的另一座里程碑式乐队——黑豹成立，初创阵容为郭传林、李彤、丁武等人，窦唯次年加入。这时他们还不知道辉煌在几年后等待着自己。

　　次年，丁武、张炬、郭怡广组建了中国第一支重金属摇滚乐队：唐朝。当时的丁武辞去北京132中学美术教员工作，而张炬只有17岁，美籍华人郭怡广满怀抱负在中国一展身手。

　　20年后，丁武重拾画笔举办个人画展时，笑称：“原来画画比唱歌赚钱多了”。郭怡广则二十年如一日地做他的长发摇滚青年，往返中美两地，后出任百度国际媒体公关总监。同一时期，“呼吸”“眼镜蛇”“ADO”等乐队也纷纷出现。

　　“摇滚之父”崔健在成名曲《一无所有》后，开始了其极具个人风格的演唱会。1989年，崔健推出首张个人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标志着中国摇滚史上第一张专辑的诞生。

　　而《假行僧》这首融合了民歌和摇滚的名曲则从爱情的角度呼应着“长征”的主题。无内容的记忆必然成为无边的思念，成为无可终止的寻找。“解放”与“流浪”构成了80年代城市愤青的主旋律。

　　《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像一记迅雷震击着青年人的耳朵和心灵，也鼓舞着更多人投身其间。于是，接下来的20世纪90年代，中国摇滚迅速迎来了黄金年代。

　　1990—1995：中国摇滚的黄金年代

　　也许我们可以将1995年作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摇滚的分水岭。如果说1995年以前的中国文化与摇滚文化以浪漫主义美学为精神内核，那么我们将看到这些价值观迅速地过渡到后现代模式。

　　1992年，经济成为这个时代的主题，当代中国开始书写自己的现代化神话。与此同时，文化开始直面欲望——集体的、个人的，以及欲望所带来的焦躁与迷惘。

　　开放多元的心态取代了二元对立心态，整个社会成为一个充满欲望活力、充满机会和刺激的“场域”，而摇滚乐则名正言顺地进入了主流音乐市场。

　　相信1985年前出生的人都不会忘记一个名字：中国火。中国火隶属于魔岩文化（后更名为魔岩唱片），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大陆最具影响力的唱片品牌。

　　他们于1991年推出的《中国火I》相当于一次摇滚文化普及，向世人介绍了当时还默默无闻的张楚。

　　而当时摇滚卡带专辑的热销即使在现在看来都是个奇迹：中国火合辑（含盗版在内）据说总销售量超过了两千万盒；1992年底，黑豹在中国大陆发行的首张专辑《黑豹》创下了150万盒的发行记录；同年，唐朝乐队首张专辑《梦回唐朝》首发10万盒被抢购一空；1994年6月，魔岩唱片旗下的窦唯、何勇、张楚一同发布了首张个人专辑——《黑梦》《垃圾场》及《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创造出百万销售奇迹——他们便是为后人津津乐道的“魔岩三杰”。

　　1994年，香港红磡“中国火'演唱会现场，窦唯吹笛。

　　随后的12月17日，“魔岩三杰”与唐朝乐队一起在香港红磡举办的“中国火”演唱会成为中国摇滚黄金时代的旗帜。没人忘得了何勇一件水手服、系一条红领巾在舞台上高声问：“香港的姑娘，你们漂亮吗？”的场景。

　　当香港媒体问到“四大天王”时，何勇反问道：“四大天王？是‘托塔李天王’吗？”这浑不吝的劲儿，预示了他与这个社会的不容。

　　在这段黄金岁月中，超载、轮回、苍蝇等乐队风起云涌；郑钧、鲍家街43号乐队的汪峰也开始崭露头角。崔健推出第三盒专辑《红旗下的蛋》，王勇、指南针、臧天朔、轮回均推出自己的专辑……

　　就在所有人都坚信中国摇滚辉煌的春天将就此开始、轰隆隆的金属咆哮将永不停歇时，1995年仿佛一声戛然而止的车轮，骤然放慢脚步。

　　1995年5月11日，唐朝乐队贝司手张炬因车祸遇难，整个摇滚圈沉浸在悲伤中。然而这只是个开始。真正的诗人选择自杀，遍地是散文化的小情爱风景。

　　何勇无法登台，多年后再出现，已是一个风姿不再的发胖中年男人；张楚在发表第二张专辑《造飞机的工厂》后便告别了北京摇滚圈，回老家西安过上了隐居生活；才子窦唯则突然改变了音乐风格，突然推出一张几近电子乐实验的专辑《山河水》，遭到外界普遍指责；魔岩文化发行了《中国火》Ⅱ、Ⅲ之后于2001年结束营业……喧嚣的声音仿佛随之黯淡下去，但这就是结束吗？

　　1995—2000：地下摇滚的乌托邦

　　句号并不会轻易划下。此时，另一种更加独立的、地下的声音开始发声。

　　1994年4月5日，《涅槃（NIRVANA）》的主唱科特?科本（Kurt Cobain）在大西洋彼岸一枪结束了自己，却把车库摇滚（Grunge）和非主流摇滚带进中国。

　　过去的摇滚“老炮”们已成强弩之末，NIRVANA的流行彻底打碎了金属引以为傲的技巧与速度。随着打口碟和打口CD开始在中国各大城市蔓延，乐器行、小型Live House如1996年开办的老豪运、农展馆附近的CD Café等开始出现，爱好摇滚的人纷纷自立山头，操起吉他敲起鼓，自组乐队。

　　有人讲：“那时候喜欢听摇滚的都自己做乐手了。”1997年地下摇滚的标杆乐队舌头在乌鲁木齐正式组建；南昌地下乐队盘古的样带专辑《怎么办》开始以极快的速度在国内流传。

　　1999年主唱才15岁的几个北京孩子组成一个新团体，名叫“花儿”——他们的首张专辑《幸福的旁边》和麦田守望者的同名专辑一起成为初中、高中生孩子们的“校歌”， 北京可谓进入了乐队遍地开花的时代。

　　上世纪90年代，正在表演的摇滚乐手

　　1998年1月，北京朋克酒吧“嚎叫”开业，酒吧内的门联上写着：金属与老梆子不得入内。这标志着中国开始“朋克”了。当时北京的情景如今再难见到，一群男孩女孩，竖着彩色的鸡冠头，穿着打钉的皮衣，浑身挂满金属链子，手里握着演出传单找到五道口的嚎叫俱乐部、黄亭子莱茵河声场或开心乐园。

　　孩子们把拥挤的演出现场折腾得一塌糊涂，就像反光镜乐队唱的：“我总要去一个快乐的地方，它的名字叫嚎叫俱乐部/一起到这里来，没有人不痛快/一起到这里来，没有人被冷落/大家来。”

　　在广州创办的朋克音乐杂志《朋克时代》则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采用自由、毫无章法的排版和几乎不加编辑的直率内容，并随刊附赠新晋乐队的音乐小样。虽然是小批量印刷，却打动了无数少年的心，鼓励他们加入进朋克大军中。

　　与此同时，北京出现了摇滚聚集地：树村和霍营。这里的乐手大多来自全国各地，普遍情况是抛弃家乡一切，怀揣一腔热血投奔迷笛学校学习乐器，或干脆直接投奔树村。

　　没有在那里居住过的人很难体会当时摇滚乐手的艰辛，这种靠摇滚精神支撑的生活状态并没有人们想象中一样拥有乌托邦式的美好，乐手几个人挤在一间只有五六平米大小的房间，练习时需要用被褥塞住窗户隔音。

　　2000年初通常一场演出费只够乐手打车运器材和吃顿烤羊肉串，手头宽裕的歌迷来请客吃饭是非常普遍的事。

　　大部分人认为如果外出工作会影响他们当前的心态，也会让他们没有时间排练，于是选择“死磕”。然而就是这样，树村仍走出了舌头、痛苦的信仰、夜叉等富有号召力的乐队。

　　摇滚乐就这样一路暗自蓬勃，进入了21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