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确保自己离开后仍能控制党中央，王明做了精心安排。由他提名并经共产国际批准，指定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生、康生、陈云等组成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博古负总责。在这个班子中，大多数是从苏联学习回国的，同时又都听从他的指挥。
一切安排妥当后，10月18日，王明起程离开上海远赴苏联。临行前，他“再三关照博古，嘱其万事都得请示共产国际”，“决不可擅自行动，更不得听信他人”。
从此，中共历史上一个长达4年极为特殊的时期开始了——远离国内严酷的斗争、身居莫斯科的高楼大厦、吃着洋面包、过着悠闲的社会主义生活的王明，按照共产国际的旨意发号施令，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在国内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
这种极不正常的领导方式上演了一幕幕“左”倾祸国的悲剧，险些葬送了中国革命……
揭秘王明落寞的后半生及其家人
在莫斯科郊外列宁山下的新圣母公墓，是果戈里、屠格涅夫、斯维特拉耶、布尔加宁、赫鲁晓夫等俄国和前苏联历史上名人的归宿地，他们受到络绎不绝来此光顾的人们的瞻仰和悼念。但这里也孤独地躺着一位中国人。
他，曾是中共最高领导人，在中共党史上“显赫一时”。但如今已差不多为人们所淡忘，难得有人到他的墓前光顾，陪伴他的只有冷清和寂寞。他就是王明，即陈绍禹。
拒不承认自己的历史错误
1937年11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国后，毛泽东对他还是很重视的，亲自去延安机场迎接，发表了《饮水思源》的讲话，称王明等人的到来是一件大喜事，是“喜从天降”。王明是从共产国际回来的，他回到延安后头脑发热，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在党内的地位，目空一切，对中央的工作也横加批评，屡屡不经毛泽东、张闻天的同意即擅自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谈话和声明，甚至随意起草或修改毛泽东等人的文章，在长江局与中央闹独立，凌驾于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之上。王明甚至认为在不久召开的中共七大上，可以由他来担当党的总书记重任。
但是中国共产党人自己决定了自己的领袖，那就是毛泽东。在1938年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从莫斯科回到延安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季米特洛夫正式承认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中的领袖地位的指示。这对于王明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毛泽东任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的主席，从组织上彻底完成了自遵义会议以来对王明“左”倾错误的纠正和毛泽东在全党领导地位的确立。此后，王明的书记处书记、南方工作委员会主任、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等职务被解除，只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统战部部长，而统战部又被划在这次会议新成立的以刘少奇为书记的组织委员会管理之下，王明不是组织委员会的成员。
在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病中的王明坐着担架来到会场，在会场停留了15分钟。在这次会议上，由于缺乏威信，王明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统战部部长两个职务被解除。在毛泽东的说服下，处于挽救王明的需要，代表仍选举王明为中共中央委员，但在44名中央委员中排在倒数第二位，仅名列博古之前。这是王明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以正式代表身份出席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毛泽东对于王明的老底很清楚，知道他“好像唱戏一样，有些演员演反派人物很象，演正派人物老是不太象，装腔作势，不太自然。”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闭幕词中，毛泽东谈到了如何继续帮助王明改正错误的问题，希望他能够在中国革命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以后彻底改正错误，以新的姿态去迎接新中国的诞生。鉴于此，七届二中全会还作出决定，王明应对内战时期和抗战时期犯的错误写一个声明书提交政治局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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