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当时走私贸易者，除少数当地居民，大多是势力强大的海上走私武装集团，南澳更被官方形容为“盗贼渊薮”。海盗集团往往拥众过千，猖狂流窜于闽粤浙一带。明朝中期，以歙县人汪直为首的集团，其麾下甚至还有日本人等外国人，明嘉靖32年(1553年)骚扰沿海时，连舰数百，蔽海而来，以致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
而十五世纪后期，随地理大发现远道而来的萄葡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也相继来到东南沿海，叩关求市。可官府仅允许开放福建漳州、广东广州等两三个港口进行朝贡，远不能满足激增的外贸需求。于是外蕃人或独立、或纠合中国海盗，在闽粤沿海一带大肆走私抢掠，直至明亡清兴。这一时期，南澳岛还曾被荷兰人取名为“好望角”。
由于南澳地理位置独特，每逢官府揖盗，粤方追捕则入闽，闽方追捕则入粤“追之则势不可穷，纵之则势将复返”。明万历三年(1575年)，福建巡抚刘尧诲会同两广总督殷正茂，一起上疏皇帝请设南澳总兵，是年，皇帝诏受南澳镇。
“自此，南澳岛从一个贸易自由港，变成了一个专门扼守东南门户的海防重镇。”黄迎涛语气中颇有几分惋惜。
咸味与硝烟味
在南澳岛设立军事重镇，海防意义不言而喻。“扼住南澳这一大岛，无异于扼住了闽粤海上咽喉”，黄迎涛做了一个合拢手势。
清《南澳志》对南澳设镇一事记述：澳之西为广之碣石镇、虎门镇、高廉镇，西南则雷琼镇;澳之东则福之金门镇、漳州镇、福清镇，东南则台湾镇，排若雁齿，联若贯珠，而澳居其中……从职责上看，南澳虽设副总兵一名，统兵3000，受闽粤两省之制，却同时反制两省之兵。
自南澳正式设镇后，明代统治者在东南沿海筑城池，建哨所、炮墩、卫所，将数千里海岸纳入严密管辖之中。翻阅南澳方志，发现南澳设副总兵后，只负责军事防务，并无管理民间贸易的职责。其海外贸易，仍局限于狭窄的朝贡渠道。清初，南澳所在的东南沿海同样多次禁海，并将广东、福建、浙江、山东等省沿海居民内迁30-50里，尽烧其民居船只，片板不许下海。
“从海防力量上讲，清代海防无论机构建制、军队设置，还是炮台武器等配备，都比明代要强大得多，但禁海效果并不理想”，李庆新通过梳理大量史实，认为在明清两代戒备森严的海禁政策之下，实则涌动着民间汹涌澎湃的走私浪潮。
“从利益角度看，由于朝贡收入全归中央朝廷，地方政府却不得不为朝贡垫付接待贡使、修补风漂之船等费用，为弥补损失，以及本身禁不住巨大利益诱惑，明后期，尤其是贸易最繁荣的广东地方政府，经常对民间暗流汹涌的走私贸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些甚至直接参与到走私活动之中。”李称。
由于海盗与官府在南澳岛的百年角力，今天，已成国家4A级旅游风景区的南澳岛留存的数百处历史遗迹，也尤以海盗与官府海防遗迹为多。黄迎涛如此概括，南澳就两种味道，一是咸味，一是硝烟味。位于深澳镇东北角的吴平寨，至今仍有30余户吴姓人家居住。明嘉靖年间，盗匪吴平即在此占寨聚众为王，后被戚继光一举剿灭。岛上人还多称吴平寨一带为“贼坳”，而金银岛则传为藏宝之地“涨潮淹不着，退潮淹三尺，传的就是吴平在被戚继光剿灭前，藏了十八桶金十八桶银在金银岛某个地点，这是暗语，普通人哪里找得着。”岛民小吴说。在深澳盐场附近的总兵府，明清两代先后有176位副总兵、总兵等入住，如今门前两株百年古榕，浓荫匝地，据说郑成功当年也曾在此树下角力招兵，力大者入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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