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11年2月，东三省鼠疫大有蔓之势。这是人类历史最大一次肺鼠疫爆发，其恐怖程度可以说是骇人听闻。

1910年10月至1911年3月，清王朝最后一个冬季，异常寒冷。就在这个冬天，6万条生命被一场数百年不遇的大鼠疫吞噬了。

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疫，大厦将倾的清政府，既无主张，也无能力应对。清廷的无能，却给了中国最早一批接触现代科学的知识分子一片天空。他们用自己的果敢和才干支撑危局，挽救了亿万同胞的生命，也使世界为之一震。

近百年后，当我们重新翻开这段尘封的历史时，以伍连德博士为首的医务人员，面对大疫表现出的人道主义精神，仍令人动容……

两名从俄境逃回的矿工，暴毙边陲小店;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瘟疫，正随着南来的火车席卷整个东北

1910年10月21日，中俄边境小城满洲里，二道街张姓木铺。两名伐木工，风尘仆仆而来。

木铺做的是木材生意，经常接待往来于中俄边境的木材商人和伐木工。但这二人却有些不同，他们面无血色、神色慌张，似乎在躲避着什么。店老板旁敲侧击地盘问了几句才知道，原来他们俩是从130里外的俄国大乌拉尔站来的。半个月前，大乌拉尔的工棚里，7名中国伐木工人暴毙。俄国人大惊失色，不但焚烧了工棚和工人们的衣服行李，还把其余的工人都赶回了中国境内。

自从1896年朝廷允许俄国以“借地筑路”为名修建中东铁路，中国人就没少受“老毛子”的气。这回居然又烧工棚，又撵人，真是把人欺负到家了。

店主把他们安顿下来。可6天后，二人却在店内暴亡。同一天，同院房客金老耀、郭连印也相继死亡。一天之内，在这个不起眼的小店里，四个人不明不白地死了，且症状相同，发烧、咳嗽、吐血，很快死亡，死后全身发紫。

1910年11月14日，奉天出版的《盛京时报》，在角落里登着一条短讯：

“十三日满洲里站共有病者二十一人。是日又病华人二十一名，死二十四人，尚余十八人，扎来诺矿病二人，似病瘟者一人，哈尔滨有似病瘟者十四人，自瘟疫发现之日起至今，满洲站共病一百八十四人。华人死一百六十六名，俄人四名……”

哈尔滨最高长官西北路兵备道于驷兴会同俄国官员视察了傅家甸，下令租用一些房屋作为养病院，并责成当地巡警局，一旦发现染疫者一律送入养病院，以防传染。

当时中国的医疗卫生体系近乎于零。1905年北京才开始在巡警总厅下设立专事清扫垃圾的卫生处。首都尚且如此，哈尔滨这个边陲的新兴城市情况就更加不堪了，甚至连一名华人西医都没有。尽管在大疫之初，官府也做了一些防疫工作，但设备落后、缺乏科学知识，使得这些努力在汹涌的疫情面前无异于杯水车薪。

疫情沿铁路一路南下，一时“疫气蔓延，人心危惧”，有如江河决堤，不可遏止。“死尸所在枕藉，形状尤为惨然”。龙江、长春、呼兰，甚至河北、山东……每天疫死者成倍增长。正如当时东三省总督锡良形容的那样，疫情“如水泻地，似火燎原。”

北京岌岌可危。

死亡人数节节攀升，日俄以防疫之名觊觎东北主权，谁能支撑危局

1910年12月初，外务部右丞施肇基收到了俄日两国的照会，俄国和日本以清政府无力控制疫情为名，要求独立主持北满防疫事宜。

就在几个月前，施肇基刚刚从吉林西北路兵备道任上卸职。对于东北的局势，他可谓了如指掌。1895年中国在甲午海战中惨败给日本，日本的势力大量涌入东北。为了能与俄国结盟达到抑制日本的目的，李鸿章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密约》，允许俄国在中国领土上建筑和经理中东铁路;而俄方则承诺与中国“共同防日”。但清政府“以夷治夷”的打算落空了，很快就形成了俄日联合侵占东北的局面。早年曾赴美留学的施肇基深谙国际外交，他知道答应俄日两国独立主持东北防疫的要求，无异于把东三省的主权拱手送出。

疫情势不可挡，列强狼子野心。本就摇摇欲坠的大清国在天灾人祸的双重压力下，犹如将倾的大厦。

只有控制住疫情才能堵住列强之口，而且主持东北防疫的绝不能是外国人。但中国人中，谁有这么大本事呢?施肇基暗自发愁。

正处于风雨飘摇中的中国，边陲小城死了几个人，并没有引起更多的关注。在官府注册后，尸体被草草收敛。但人们万万没有想到，一场持续6个多月，席卷半个中国，吞噬了6万多条生命的大鼠疫正滥觞于此。这一天是宣统二年九月二十三日，西历1910年10月25日。例来被公认为东北大鼠疫的发端。

后来经考证，其实早在1910年春夏之交，俄国西伯利亚就已经发生了疫情，但西伯利亚人烟稀少，居住分散，再加上俄国方面控制严密，疫情没有扩大。出于对自身的保护，俄国把大量疑似染病的中国劳工驱逐回国。劳工们带着病毒，沿铁道一路向南。

1910年10月29日察汉敖拉煤窑染疫，11月5日扎赉诺尔染疫，11月8日疫情传至北满中心哈尔滨。

就在十几年前，哈尔滨还只是一个小渔村。随着中东铁路的开工，大批关内劳工涌入。此时，哈尔滨北部傅家甸已形成一个拥有24000人口的居住区。傅家甸民房低矮，街道肮脏，是个不折不扣的贫民窟。疫情就在这里爆发了。

这时，他想起5年前随清政府宪政考察团到各国考察途中，在南洋槟榔屿遇到的一个人。此人名叫伍连德，是剑桥大学医学博士。自幼生长在海外的伍连德，虽然英文比中文还要熟练，但却有一颗拳拳报国之心。此时，伍连德已从南洋归国两年了，正在天津陆军军医学堂任帮办(副校长)。请他来做东三省防疫总医官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伍连德会答应吗?

了解西方历史的施肇基知道，正在东北流行的可能就是让欧洲人谈之色变的“黑死病”。“黑死病”实际上就是鼠疫。历史上，曾有过两次世界性的大流行。第一次发生在公元6世纪，致使罗马帝国四分之一的人口丧生，并直接导致了罗马帝国的衰落。第二次发生在中世纪的欧洲，那场鼠疫造成2500万人丧生，鼠疫结束后欧洲人口减少了近三分之一。

作为第一个从剑桥毕业的中国医学博士，鼠疫的凶险伍连德比施肇基更清楚。对于这种恶疾，没有任何特效药，而且病死率奇高，可

以说染之必死。但他更明白如果没有科学的防疫措施，任由疫情发展，中国将变成第二个中世纪的欧洲。况且，日俄两国虎视眈眈，随时欲以防疫为名夺取东北主权。控制疫情不但关乎亿万生灵，而且关系国家危亡。面对施肇基的邀请，伍连德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1910年12月22日清晨，伍连德带着助手林家瑞登上了北上的列车。

疫死者横尸街头，防疫无从谈起，傅家甸居民人人自危，这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人间地狱

伍连德到达哈尔滨后，第一件事就是去拜访当地最高长官西北路兵备道于驷兴。

于驷兴告诉伍连德，哈尔滨的疫情主要集中在华人居住区傅家甸。病人们先是发烧，然后咳嗽、吐血，不久即死亡，死后全身皮肤呈紫色。最先得这种病的是在俄境内捕捉旱獭的关内移民。

20世纪初，人们发明了一种工艺，只要对旱獭的皮毛进行适当加工，其成色堪比貂皮。一时间，旱獭皮成为世界皮革市场的新宠，价格连年看涨。1910年，每张旱獭皮的售价比1907年猛涨了6倍多。巨大的利润吸引了众多中俄商人。他们纷纷招募华工捕杀旱獭。1910年仅从满洲里一地出口的旱獭皮就由1907年的70万张增加到250万张。

由于山东、直隶两省连年遭灾，大量劳工北上闯关东。许多毫无捕猎经验的关内劳工加入了猎獭队伍。后来，《盛京时报》在追述疫病源头时曾有这样描述：

“山东直隶两省无业游民相率猎满洲里山中，而川谷流血，原野厌肉，其狼藉实不堪形状。”

旱獭一旦染病就会失明、失声、行动迟缓，并被健康的同类逐出巢穴。有经验的猎人一眼就能看出是不是染病旱獭，他们绝不会捕猎

有病的旱獭。但闯关东的新移民，却没有这样的经验。他们往往还会因为染病旱獭容易捉，而大量捕杀。在东北冰天雪地的原始森林中，猎人们渴了喝一口雪水，饿了就以旱獭肉为食。鼠疫病毒就这样，最先由病旱獭传染给了这些捕猎者。

集得十几张獭皮后，猎人们便寄宿客栈。这些客栈简陋之极，往往几十个人挤在一张大炕上。冬天为了保温，这里门窗紧闭，一旦有人感染鼠疫，全客栈几乎无人能够幸免。很多染病华工被俄人驱逐回国，他们沿着铁路一路往南，疫情很快传遍了东北平原。

听了于驷兴的介绍，伍连德决定亲自去傅家甸考察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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