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一场事后张扬的“教授嫖娼案”在上海发生，仿佛希区柯克的黑白电影，事隔多日还给我们留下了不少悬念。巧合的是，向前85年的北京也曾发生过另一起“教授嫖娼案”，虽然扑朔迷离却影响深远。我在这里只想追述那个遥远的故事，一点也没有将两者等同的意思，更无意于为主人公辩护或妄加指责另一方。

1919年3月26日的夜晚，北京的汤尔和家灯火通明，北大校长蔡元培和另两位北大教员沈尹默和马叙伦正在这里讨论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的去留问题。汤尔和不是北大员工，但当时他是左右北京学界的重要人物，甚至蔡元培执掌北大也有可能与他有关，所以参与了这场讨论。

同样，沈尹默和马叙伦没有在北大担任要职，却与汤尔和私交甚笃，也具有一定的发言权。这四个浙江人之所以凑在一起召开这个临时会议，是因为北京有报纸刊登了陈独秀“因争风抓伤某妓女下部”的消息。人们几乎都知道陈独秀是“新青年”的领军人物，却很少知道他经常出入于当时的“红灯区”八大胡同。

而蔡元培恰恰是一个注重道德教育的学者，陈独秀曾加入他发起组织的“进德会”，成为甲种会员并以152票当选为评议员。按照规则，甲种会员必须遵守“不嫖、不赌、不取妾”的要求。现在居然传出陈独秀的丑闻，自然要对他有所惩治。

汤、蔡、沈、马四人连夜商量到十二点，方才散去。不久之后，蔡元培主持北大教授会议，决定废除学长制，成立由各科教授会主任组成的教务处。“教务长代替学长”这一体制更改本来定于暑假后实行，现在突然提前并且成为一场体面的人事变动。

陈独秀被不动声色地解除文科学长职务，虽然继续担任教授、由校方给假一年，但他跟北京大学的关系却从此破裂。这件事对陈独秀的打击，可以在汤尔和的日记中寻找到蛛丝马迹。两人在路上相遇，后者看到前者“面色灰败，自北而南，以怒目视”。

十六年后，胡适与汤尔和就此事在信中展开争论。胡适主张把“公行为”和“私行为”分开:一方面认为公共人物(Publicmen)应该注意自己的行为，他们的私行为也有可能对公众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也不赞成任何人把私行为当做攻击某人的武器。在胡适看来，借私行为攻击陈独秀的真正用意是变相攻击北大新思潮的领袖，3月26日的会议导致了“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汤尔和则认为陈独秀本为“不羁之才”，不会安于教授生活，即使没有这件事情，也会离职而去。不难看出，胡适的辩解有些道理却不够完满，汤尔和的假设看似周全却避重就轻。

在胡适看来，那一天晚上的会议“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这未免有些夸大其词。但如何评估“教授嫖娼案”，却成了一道悬置了近百年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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