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玉玺是皇帝的印章，代表的是最高统治者的旨意，是封建社会最具权威的印鉴。小小的一枚玉玺历经千年，它的身上衍生

称玺，又独以玉，群臣莫敢用。”玉玺之名由此而得。秦朝建立后，除天子独享玉石印鉴的特权外，其余

各类人等皆不可用玉作为印章。此后，“玉玺”便成为了皇帝印章的专用名词。作为秦皇印章的“玉玺”，一说为蓝田玉雕刻，色绿如蓝， 温润而泽，方四寸，上纽交盘龙，有六面，其正面文用鱼鸟篆书写“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另一说为

“李斯磨和璧作之”。《史记》李斯列传中也有“卞和璧，始皇以为传国玺”的记载。就玉质而言，蓝田玉产自陕西，和氏璧产自楚地(今 湖南、湖北)为不同类的玉石。因此，这枚玉玺从诞生之日起便存在着身世的疑惑。但是，无论是蓝田玉还是

和氏璧都丝毫不会影响作为天子印鉴的威望。秦朝二世而亡，秦王子婴将玉玺献给了汉高祖，玉玺的交接象征着大秦帝国的正式陨 落。这枚玉玺在汉朝诸帝间世代相传，汉将其称为“传国玺”。这样的传承维持了两百余年，直至西汉元帝死后，王

莽篡汉，逼迫其姑母即皇太后王政君交出传国玺。王政君面对昔日信任的亲人，如今却成为汉家天下的篡位者，既无比愤怒，又无可 奈何，于是盛怒之下用力将玉玺掷到殿阶上，崩坏了玺上“螭”的一角。王莽得到残缺的玉玺后，为了不影响美

观，便用黄金将损坏的部分镶补上。此后，这枚传国玺的外貌不再完美，正如它所见证的西汉末年那段手足相残、血腥杀戮的历史一 样，让本该平静的历史多了一丝波澜。王莽得到玉玺后随身携带，对传国玺的珍视程度丝毫不亚于自己的生命，史

载“及莽败时，仍带玺绂”。王莽被商人杜吴杀后，叛乱者公宾就将王莽身上的玉玺扯下，交给更始将李松，后李松又将玉玺献给了赤 眉军所立的西汉宗室刘盆子，后刘盆子败于光武帝刘秀，不得不将玉玺献出，于是从东汉的光武始，这枚沾满鲜

血的传国玺又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东汉历代皇帝的几案之上了。然而，玉玺的劫难还没有结束。百余年后，东汉末年宦官、外戚交替专 权，朝政动荡不堪。至汉献帝时，军阀混战，皇室大乱，负责掌玺的官员为了避免麻烦竟然将传国玺投到宫井中，

玉玺自此失踪。

玉玺的再次出现，则是伴随着异象。据《三国志》所载，孙坚(孙权之父)进军洛阳，忽然看到宫里的一口井中，出现了五色气体，于 是孙坚命人淘井，便得到了传国玺。对于井中出现五色气体，西晋大史学家裴松之将其讽称为一代奇观，并指

出在此前从未听说过金玉器皿会发出那种耀眼的光泽，对此表示极大怀疑。但无论孙坚用何种方式和手段获得，玉玺重现于世应该属 实。而在当时群雄逐鹿、诸侯角力的政治背景下，传国玉玺不但脱离了印章的本质，而且还被蕴涵了许多复杂政治

寓意。于是从它再现于世的那天起，对它的争夺也就再次展开。

首先，大军阀袁术为了得到玉玺，竟然绑架孙坚夫人，并以此作为要挟，逼迫孙坚交出传国玺。一方面，势单力薄的孙坚面对四世三

公的袁氏家族，显然无力抗衡;另一方面，孙坚出自于道义和夫妻情分的考虑，只得将传国玺交给了袁术。而就

在袁术为得到这枚印章欣喜若狂时，他已经变成了群雄义愤的靶子，不但其兄袁绍出兵反对，而且各路军阀也起兵争夺，最后有勇无 谋的袁术被打败，谁也不能独占玉玺，征战的结果是将玉玺还给汉献帝。一切看上去似乎又恢复了本来面目，然而

争夺玉玺的背后却是血流成河、堆积如山的无辜亡灵，更何况汉献帝此时早已被曹操挟持为人质，玉玺与其说是还给皇帝，不如说是献给了曹操。只有曹操才是那个时代最为杰出和最为强大的胜利者。

但是，玉玺的传承到了这里显然出现了疑点，那就是孙坚所交出的玉玺是否为真正的传国玺?对此，西晋史学家裴松之早有怀疑，他 首先指出汉代天子有六玺，文曰：“皇帝之玺”、“皇帝行玺”、“皇帝信玺”、“天子之玺”、“天子行

玺”、“天子信玺”。这六枚印章各司其职，犹如今天各行政部门的印鉴一样。若加上传国玺，则汉家天子应有印章七枚;其次，汉朝的传 国玺所刻文字为“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与孙坚所“捞”出的玉玺“受命于天，既寿且康”有所差异;再次，

裴松之还指出东吴没有刻玉的技术，其国是以金印作为皇帝印鉴，但印鉴上的文字却与汉室的传国玺相同，东吴投降后，献出的国玺 只有六枚，尚少一枚。加之《魏书·世祖太武帝纪》中载曹操“车驾至自长安。……邺城毁五层佛图，于泥像中得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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