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汉族，卫国（今河南）人。战国时期政治家、思想家，先秦法家代表。商鞅应秦孝公求贤令入秦，说服秦孝公变法图强。孝公死后，商鞅受到秦贵族诬害以及秦惠文王的猜忌，车裂而死。其在秦执政二十余年，秦国大治，史称“商鞅变法”，并使秦国长期凌驾于六国之上。
商鞅功在千古，却缘何结局这么悲惨？这事还得从头说起。秦朝在春秋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落后于关东各大国。井田制的瓦解，以及土地私有制产生的赋税改革，也迟于关东各国很久。如鲁国“初税亩”是在公元前594年，秦国的“初租禾”是在公元前408年，比鲁国落后186年。可是这时，秦国已使用铁农具，社会经济发展较快，这不仅加速了井田制的瓦解和土地私有制的产生过程，而且还引起社会秩序的变动。公元前384年，秦献公即位，下令废除人殉的恶习。秦孝公在位时，商鞅自魏国入秦，秦孝公任他为左庶长，开始变法。
商鞅在秦国二十余年，屡建奇功，声名卓著，但却时刻为守旧势力所嫉恨，守旧势力的利益遭受损失，他们一直在暗中等待反扑的时机。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太子即位，这就是秦惠文王。秦惠文王身边以前遭到商鞅惩罚的亲信向惠文王进谗言：“大臣权势太重则国家危险，左右太亲近就会使自家性命危险。秦国妇女儿童都知道商君之法，不谈大王之法，商君反为王，大王变成了臣子。”诬告商鞅谋反。惠文王听信了谗言，于是下令逮捕了商鞅，一代雄才就这样为变法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说明商鞅是死于守旧势力的嫉恨。
但又有人说，商鞅之所以结局悲惨，完全是自己的性格造成的。因为不少人对商鞅过于美化，所以造成了今人的误解。其实，我们只要翻翻史书就会知道，商鞅其实是个刻薄寡恩的人，秦国人大都恨他，最后秦惠文王继位要拘捕他的时候，他狼狈逃窜，没人帮他，商鞅仓皇奔走至函谷关，当时天色已黑，商鞅往一客店投宿。当时的新法规定，凡投宿者必须出示凭证，店主向他索要凭证，商鞅没有，店主说：“商君早有明令，旅行游客必须带凭证人住，绝不能收留无证之人，违犯者与之同罪，是会斩首的，我不敢招待你住宿。”商鞅离开客店，仰天叹息：“唉！新法之害，竟到了这个地步。”古人称之为“做法自毙”。
商鞅连夜直奔魏国，被魏国人拘囚献给秦国。他又趁机逃跑，回到商地，起兵造反失败，后被灭族。商鞅被处以车裂之刑，即是五马分尸，明人小说又编造了“百姓争啖其肉，须臾而尽”的场景。正是因为商鞅死前的一些表现，显得虎头蛇尾，所以让人怀疑他真的是“做法自毙”。如果他能够从容赴死，也许还能够流芳千古。
但是，也有人不同意商鞅的“刻薄”说和“做法自毙”说。因为以商鞅的思维水平，不可能不知道推行严刑峻法，会给他自身带来不良后果。以当时秦国的士族派系的根基，可以说商鞅的死是必须的，惠文王也需要用商鞅的命来换取士族的支持。这里，就是说，商鞅虽变法成功，但他却成了封建王朝的牺牲品。这个结局，并不是商鞅自己能左右得了的。也许，在变法之前他便想到了后果。
总的来说，商鞅的下场令人心痛，但也同样令人景仰。尽管商鞅已经逝去，但他给我们后继者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改革是国家富强、社会进步的重要途径，只有顺应时代潮流进行改革，国家才会有光明的前程。要想实现国家的伟大复兴，就必须改革，与时俱进；要想改革成功，就必须像商鞅一样，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乐于献身于光辉的改革事业；同时，也只有顺应历史潮流，具有创新、献身精神，才能实现自身价值。
